賀自珍的風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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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愉快的。雖然參觀毛主席紀念堂和人民大會堂毛澤東的工作室，曾引起她的傷感，她慟哭過，但她畢竟用自己的雙腳，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親眼看到壯麗的天安門，對這點，她是很滿意的。她的身體狀況也比較好，她對未來充滿了信心。我們之間，除了談她的過去以外，還常常談現在。她向我提出許多的問題，要我這個當記者的回答。從為什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到四個現代化怎樣才能實現，她都關心，她都想知道。對我的回答，她有贊同的，也有不以為然的。雖有年齡、時代的差異，但並沒有妨礙我們之間的交往。

1981年，賀自珍決定回上海。那天，康克清、曾志來到病房，陪賀自珍一起下樓。賀自珍睡在擔架上。在走向汽車的路上，她看見了我，笑了笑，說：

“你也來了。好久沒見你了，你好嗎？”

“我很好，謝謝。”我跟著擔架往汽車走去。

“我回上海去了。”她對我說。

“祝您一路平安。我到上海去看望您。”

她點了點頭。

我跟著送行的老大姐們一同來到機場。宋任窮等同志已經等候在那裡歡送她了。

1981年的11月，我請了一個月的假，專程到上海去看望她。為了打通進入她病房的路，我打了個報告送給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馮文彬，提出要收集賀自珍生平事蹟的要求，希望給予方便。馮文彬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在不影響賀自珍身體的情況下，請上海市市委予以安排。

但是，我在上海停留了一個月，也只見到她有數的幾次。原因還是她身體不適，醫生認為不宜見客。我到上海時，她正患感冒。我們這一次見面，她可能太興奮，講話太多，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溼透了，這可把醫生嚇壞了。於是，我好不容易從中央到上海市市委打通的路，又堵塞了。

1983年5月，我出差到上海，去醫院看望她。這時，她的身體和情緒都比較好。我得到了醫院護士的大力支援，把她用輪椅推到華東醫院的花園，照了幾張彩色照，我們還一起合影留念。這些照片，成了我最珍貴的紀念品。我返回北京前，曾到醫院向她辭行，她拉著我的手，久久不肯放鬆，一再問：什麼時候再來，我們什麼時候再見面。她還問我：

“你寫的書出來沒有？”

我明白，她指的是這本寫她經歷的小冊子。我感到歉意，但不得不如實回答：“沒有。”

賀自珍沉默了。她顯然在想什麼，但沒有說出來，只是喟然嘆了一口氣。

我同賀自珍一樣，希望這部書能早日出版。但是，我不願意為了能出版，而對書稿作重大的修改。賀自珍是一個普通的紅軍女戰士，如果不是她特殊的地位和身份，曾經同毛澤東一起戰鬥、生活了十年——她不可能有這樣的經歷。要寫賀自珍，就不能離開她的家庭，離開毛澤東和他對賀自珍的影響。我始終認為，賀自珍是位傑出的女性，也是個普通的人，正如同毛澤東是位偉大的領袖，同時也是個普通的人一樣。他們有自己的性格愛好和喜怒哀樂。他們有很多優點和過人之處，同時也難免存在缺點和錯誤。他們是在革命的實踐中，經歷過挫折和失敗，不斷地豐富了自己的認識，從而提高了革命才能的。他們從來不是神，也不應該把他們寫成神。只有按照歷史本來的面目，如實地反映他們的戰鬥歷程，既不歪曲，也不美化，才能寫好這部革命前輩的傳記。也正因為抱著這個態度，書稿中有的地方牽涉到我們十分崇敬的周恩來、朱德、陳毅以及毛澤東等革命先輩的某些錯誤，我沒有迴避，如實地記錄下來了。

採訪賀自珍（3）

這就是我和賀自珍最後一次見面的情形和所談到的問題。

賀自珍想出版這本書的願望，生前沒能夠實現，我感到很內疚，但這的確不是我的力量能夠加以改變的。

1984年4月25日零點，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我趕忙起床去接電話。

一箇中年男子的聲音從電話中傳來：

“我是北京市電報局，我們剛收到一份打給你的電報，電報是打到北京出版社的。我們想，這時把電報送到單位，你肯定不在，所以用電話通知你了。”

“真是太謝謝了。電報是哪兒打來的？”

“是從上海發來的一份訃告。我念給你聽：‘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長征過來的老幹部賀自珍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984年4月19日17時17分逝世，終年75歲。遵照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員應簡辦喪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