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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們卻毫無雷達或天線來幫助他們，他們只能單憑對人性行為反應和投射所具有的深刻認識，來引導他們自己。他們必須審察行為與反應，並不只限於敵方的，而且也包括了他們自己派出去的行動員。不斷評鑑稽核的工作，乃是一種無休無止的奮鬥，而且永遠也無法令任何人滿意。每通到某件新的突發事件，某個人的反應突然失去常態，他們就必須馬上把所有的“可能”、“假如”、“會不會”，儘量歸納和推算出來。他們就如同永遠置身於一座違反常態的迷宮中的精神分析家那樣，失常的病人，包括敵人，也包括了己方人員。每天都必須投身於驚濤駭浪的突發事件中，去面對、預測、補救，或者企圖挽回某些幾乎已經註定失敗的行動方案。
那天晚上，他們也都同意，目前的危機己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必須立刻加以處理。從羅馬貝勒處以最速密電拍來的這項訊息中所說的，他們必須再將那份早己封存的登出檔案拿出來，重新加以研究和討論。
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辯論的事。“布拉瓦海岸事件”早巳獲得了“雙重證實”，除了國外行動員哈洛克的目睹報告之外，還有一名哈洛克並不曉得的“二號”目擊者——馬肯齊——所交上的報告，他是中情局派駐歐洲最具經驗的情報員之一。他會在事後，冒著生命的危險，潛至出事地點，搞回一些重要證物：被撕碎的衣物；沾滿血漬的衣物——經過仔細的鑑定之後，結果十分肯定：是珍娜·卡拉絲的衣服。馬肯齊當時就躲在哈洛克伏身藏匿點北方兩百尺之外；他的瞭望點很清楚，目擊報告是絕對可信的，證物也是毫無疑問的。叫“卡拉絲”的那名女子，確實已在當晚畢命。雖然馬肯齊在將證物從歐洲送回美國的三星期後，已因心臟病突發，死在他的遊艇上，也不能對這件事產生任何影響；何況馬肯齊的死因早經專家鑑定，是由於自然因素，毫無他殺之嫌。
再加上珍娜·卡拉絲本人，也絕無誤殺之嫌。國務卿安東尼·麥錫當初也堅持予以徹查，他們也曉得為什麼。因為他跟哈洛克有將近二十年亦師亦友的交情。麥錫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教過哈洛克，兩個人都出生於捷克。安東尼·麥錫原是布拉格一位名醫的兒子，於四十年前移居美國，那時正是納粹的陰影，開始籠罩捷克的時候。而哈洛克的移民美國，卻是出之於英美兩國情報組織的安排。
負責偵查確認“卡拉絲案”的人。全都曉得不能出任何一點點的差錯，所以自從接到貝勒上校由羅馬拍來的急電之後，他們也發現事態嚴重，不能掉以輕心。最重要的，就是目前還不能讓國務卿曉得。雖然新聞界都知道國務卿是去度年假，可是事實上並不是這麼回事。麥錫其實病得很重，已經有將近五星期沒到華府上班了。新聞界雖然有些懷疑，可是卻不願意往壞處想，因為全世界都不會希望聽到這種壞訊息的。
所以羅馬的這件事，也絕不能再去增加安東尼·麥錫的負擔。
“我看他是胡思亂想。”醫學博士保羅·米勒說。他是個精神病學家。
“他的記錄中是否有這種可能的傾向呢？”滿頭紅髮，塊頭很大，卻穿了件似乎過大過細皺西裝的前秘密行動員歐吉維問道。
“不可能會找到的。”秘密行動局的局長丹尼·史登說道。
“為什麼不可能？”坐在歐吉維身邊的國際法權威道森說。“難道你是說……他的檔案裡有被省略掉一部分嗎！”
“對。這是好些年以前我們為了安全上的考慮，才這麼做的。他的檔案很不完全。可是也可能因此正好把歐吉維剛才問的話不幸言中——省略掉的那部分資料裡，可能正好有他得過‘狂想症’的記錄呢。”
“為什麼會如此？”米勒問。
“他可能到最後關頭的時候，就會產生狂想症。”
“這是什麼意思？”歐吉維很不樂的身體前傾反問道。“話不可能隨便亂說！”
“那他為什麼又會在火車站看到明明已經死掉的人呢？”道森打岔。“為什麼？”
“你認不認識哈洛克？”史登問。
“是在八九個月以前，他飛返華府時，會晤過他一次，他好象是個很能幹的人。”
“他本來就是，”史登說。“又伶俐、又聰明、又冷靜；很狠，很冷，很毒。可是這完全是歸因於他童年時期生活的環境，才把他訓練成這種樣子的。也許我們要追查的，就是他早年的生涯。”史登說著就將放在桌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