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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影響孩子的心靈;二怕家醜外揚,那樣的“調查”、“調解”會把純屬個人的隱私“赤裸裸地公諸於眾”鬧得你身敗名裂;三怕未來的新家庭重演今日的悲劇。於是決定“算了,愛情算得了什麼”,因為“天底下,多的是失去了愛情的家庭,它們照樣在地球上運轉”。到了1988年,諶容把這樣的心態表述得更為充分,提煉成中篇小說《懶得離婚》發表在當年的《解放軍文藝》第八期上。一些論者一眼就看中了小說標題並在“懶”字上大作文章(這種藝術感受是準確的),認為它表現了人們在無奈的現實面前的那種將就、湊合、麻木的生命的倦怠,並冠之以“後現代”以示自己論文的新潮和理論高度。我倒沒覺得諶容如此超前,她還是實實在在地描繪了在我們今天這個“前現代”社會物質、文化的基礎上人們較為普遍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遺憾的是,諶容對作為小說主線的劉述懷及其家庭的表現缺乏力度和光彩,記者採訪的形式於小說內容未必相宜,技術員劉述懷的書面語言、論文風格的有關“理想家庭”的大段說教分明是在替作者立言,“問題小說”的痕跡較重。穿在“副線”上的一幅幅社會生活畫面,諸如飯店婚宴、夫妻拌嘴、眾人調解,乃至記者部的“神仙會”,雖然生動有趣,卻對主線內涵的深化無補,只起著拓寬補充的作用,讓人們更感性地體會到,在我們這個高度重視家庭穩固的國度裡,那種“寧拆十家廟,不毀一門親”的傳統觀念如何頑固地束縛著人們的婚姻(離婚)自由;芸芸眾生們如何像劉述懷夫婦那樣,連相識相戀都不能留下美好記憶,僅憑非“高檔次”、純“大路貨”的“感情”維繫著連架都懶得吵的“五好家庭”,在大雜院的小平房裡,在柴米油鹽、上兒童醫院、存大白菜中操勞一生。最落落寡合、莫測高深的李索玲,也只是為了“人總要有個家”而不是為了愛情而結婚。《懶得離婚》未能出類拔萃,也許真應了劉述懷那句話,“寫家庭問題難度是很大的,往往吃力不討好”?
諶容對愛情婚姻的探討並非始自《錯、錯、錯!》,早在1981年,她就有點兒“反潮流”地寫了短篇《褪色的信》,還引起了爭議。在描寫知青運動大退潮的作品中,出現了很多返回城市的男女“陳世美”們給留在農村的男女“秦香蓮”們造成的悲劇。直到今天,那首流行歌曲《小芳》還遭到包括鄙人在內的聽眾的非議:那廝對小芳“始亂終棄”,還腆著臉唱呢!但我能認同回城讀大學的小娟與農村青年思哲斷絕愛情關係。儘管這會令雙方痛苦,但長痛不如短痛。
就像是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的姐妹篇,張潔宣告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褪色的信》則是在探討何謂“愛情”,愛情的基礎是什麼。這個課題,比前者更為艱深,也更難給予藝術的闡釋。諶容不用熾烈的道德情感支配或取代冷靜的理性分析,“無情”地指出僅以虛妄的信念和狂熱的政治理想為基礎的愛情必然隨“信念”和“理想”的破滅而破滅;當小娟和思哲的人生道路不能交匯、他們在生活的很多層面上都找不到共同點時,兩人分手就是必然的,更何況小娟根本不曾懂得過農民。諶容講述的這個愛情故事在當時確實不同凡響,只是這篇小說在藝術上沒能取得相應的成就。這不僅僅是小說敘述方法陳舊,節奏拖沓,主要是小說前半部分,用細膩形象的筆觸和並不那麼恰當的懸念對思哲失戀的痛苦渲洩太多,這很容易同本小說主旨相悻地煽起讀者對小娟的道德上的譴責;而到了小說的關鍵處、“重頭戲”,即表現小娟的激情產生特別是熄滅的過程時,作者的筆力明顯不足,缺乏充分的藝術說服力,有點“思維大於形象”了。
諶容還有一部略帶荒誕色彩、頗有新意的中篇小說《獻上一束夜來香》,發表在1987年第一期的《花城》上。其實這裡沒有任何男女戀情,只有小人之心、小人之口渲染成的一段“桃色新聞”導致的一出八十年代的“小公務員之死”。幾十年來聽命於處長和老婆的單調乏味的小職員李壽川,在“歷經滄桑”後的“遲暮之年”終於“找到了自我”,忽然萌發了享受美的願望。於是“超越了自我”,跨進幾十年間每天從其門前匆匆走過不曾駐足的花店,買來一束被他認作夜來香的晚香玉。因為夜來香使他想起了美好的童年,想起了母親溫暖的懷抱。鬼使神差,新來的大學生齊文文把這束花安放在她和老李的辦公桌之間,竟給老李招來滅頂之災。半老徐娘朱喜芬出於對年輕貌美的齊文文的嫉妒,自詡二十年前就性解放了的沈處長出於對她的垂涎,共同炮製了“夜來香奇案”,把自罪自責“思想改造不徹底”的老李送進了醫院(順便說一句,在他的病房裡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