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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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由各自所選擇的道路，來達到自己認為是'高峰'的境界。這中間有成功，有失敗；有歡樂，有痛苦；有新生，有毀滅；有逆流而上，有順流而下……”這部小說，為她的文名在華文世界奠定了基礎。

在撰寫《我們的歌》的同時，她把長篇《韶華不為少年留》重寫了一遍：前半部只是動動小手術，後半部則是重新改寫，並易名《落第》，由臺灣《文壇》月刊發表，後由新加坡《南洋商報》連載，1982年由道聲出版社出版。由於長篇小說《我們的歌》的成功及影響，1980年臺灣文藝家協會授予她小說創作金獎，這一年，臺灣九歌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異鄉情懷》，1981年又出版散文集《海內存知己》。

自從趙淑俠真正拿起筆之後，時至今日，再也沒有放下。在阿爾卑斯山之麓，在屬於她的紫楓園裡，當家人還在熟睡的清晨，或已入夢鄉後的靜夜，她便坐在靜悄悄的房子裡，用筆疾書胸中的苦樂，及對故國的思念和關懷。“在吃了那麼多的苦頭，迷失了、摸索了那麼久之後，我終於又找回了最初的道路，這段路程曲折、艱辛，給我的欣慰與悲傷，都不是他人能體會的。”她還說，“我不是弄文學的科班出身，也不屬於任何流派。我寫，只因為我有要寫的感情，有要說的話，有願為文學奉獻的狂熱和忠心。”寫作的路沒有盡頭，像一位馬拉松運動員，這一次，上了征途，她要跑到底。她不怕別人批評她的作品跳不出憂患意識的框框，她憑著良知，甘做文壇上的獨行客。“寫自己想寫。要寫的東西，不替誰做啦啦隊，也不受任何形式的影響，無論你流行什麼，我就寫我認為對的。”但在流派繁多的文學王國裡，她不排斥任何流派，認為在一個創作自由的社會里，“任何文風都有存在的權利”。不過，在風格上，在藝術上，她選擇質樸之美。她認為文學至少要做到與大眾溝通：“欣賞文學不該是少數人的專利，在宇宙的掌心裡，每個人都是天地的子女，如果他或她想借文學來滋潤滋潤心靈，我們何忍故弄玄虛，用艱澀的文字跟他們打啞謎？……因此，不故作艱深，以平易但不失諧美的文字表示出自己所要表現的，與讀者大眾儘可能的融合溝通，是我寫作以來始終追求的目標。我的文學觀是：好的作品不單要問怎麼寫，也要問寫什麼？假若不能兩全的話，寫什麼比怎麼寫來得更重要。一個作家雖用不著口口聲聲的強調社會責任，但使命感和責任的自覺是不能沒有的。”（《從嘉陵江到賽納河畔》）她還說，“作為一個作家，只對自己的創作靈感和思想忠實是不夠的，他必須對創作的良知也要忠實，必得承認他對人群和社會負有責任……”關於小說創作，她又說：寫小說，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解剖人性和透視社會問題的工作。如果一篇小說的目的只是說故事，不給予故事裡的人物生命，那麼，故事說得再離奇動人，也只是在講故事，不會引起看書的人'予我心有慼慼焉'的真實感。“（《當我們年輕時·第二本書代序》）文學應該多給人以希望，不要讓讀者墜入絕望的深淵。趙淑俠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書中眾多的人物形象，都在她”浪漫樸實“的筆下，栩栩如生。我們從她的作品和她關於文學創作的言論中，可以看出，她具有樸素的”平民文學思想“。

正是因為趙淑俠有著作家的良知，在她鍥而不捨的追尋、跌倒了爬起來的堅韌、執著與自信中，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大廈，添置了磚瓦。這之後，她相繼出版了散文集、小說集及長篇小說《趙淑俠自選集》（1982年，臺灣黎明文化公司）、《故土與家園》（1983年，九歌出版社）、《春江》（1984年，臺灣論壇出版社）、《翡翠色的夢》（1984年，九歌出版社）、《人的故事》（1985年，香港三聯書店）、《賽納河畔》（1985年，臺北純文學社）、《雪峰雲影》（1986年，臺北道聲出版社）、《湖畔夢痕》（1986年，道聲出版社）、《童年·生活·鄉愁》（1986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及《賽金花》（1990年，九歌出版社），共十七種，數百萬字。她的作品集和長篇小說共有十三種在中國大陸多家出版社出版發行。她曾榮獲各種文學獎，1990年她的長篇小說《賽金花》在臺灣又獲中山文藝創作獎。1992年，她的散文《當我萬水千山走遍》在北京獲“首屆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遊記徵文徐霞客獎”。這是她“苦學成功”、“自學成功”、掙扎奮鬥的結果。

趙淑俠是小說寫作的大手筆。無論是長篇，還是短制，多是獨具魅力之作，顯示了一位作家不凡的才華。短篇小說《賽納河之王》寫一位忘我的理想主義者王南強。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