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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了考。考完後,仍回鄉下教家館。後來,姑姑和舅舅都在報上看到了她的名字,並都立刻寫信給她。舅舅信上說:“清華招女生,吾知甥必去應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積年求學之願,於今得償,舅氏之喜慰可知矣。”姑母的信,她還沒看完,“眼淚便如潮水一般的湧出來了。”這是生活的轉折!她回憶說:“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頁,而引我離開這個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卻是這位老姑母,和她對於我的深信與厚愛。”

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內外矛盾重重,仍然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新思潮把陳衡哲衝出了園門,並於1914年考取清華學校。她到美國後,入美國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學之——瓦沙女子大學(Vassa College),專修西洋歷史,同時學習西洋文學。在那裡,她結識了胡適、任叔永(鴻雋)、楊杏佛、梅光迪、朱經農、胡先(馬肅)等人,並以莎菲為筆名開始寫作。

當1915年9月,主編《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雜誌》)的陳獨秀髮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舉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後,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也是新文學促進派的先鋒,而梅光迪(覲莊)等人,或堅決反對,或不贊成胡適的“文學革命”的主張,一場筆戰,把他逼上了試寫白話詩的道路。胡適說:“民國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間,我同梅(覲莊)任(叔永)諸君討論文學問題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時在綺色佳過夏,故知道我們的辯論文字。她雖然沒有加入討論,她的同情卻在我的主張一方面。……她不曾積極參加這個筆戰;但她對於我的主張的同情,給了我不少的安慰與鼓舞。她是我的一個最早的同志。”(《小雨點·胡序》)

1918年,她在瓦沙女子大學獲文學士學位後,又進芝加哥大學繼續學習。陳衡哲原是一位不婚主義者,為了理想和事業,曾決心不結婚。但直到1919年任叔永第二次到美國,才由於他三萬裡求婚的誠意,方拋棄了不婚主義,訂了婚。1920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開放大學女禁,先打電話給陳衡哲,聘她為教授。這一年,她獲碩士學位後,在新文學革命運動的高潮中,於夏天回國,秋天與任叔永結婚。1924年,到南京東南大學任教半年。1930年又回北京大學教歷史一年。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後四次代表中國出席在美國檀香山、日本東京、中國上海、加拿大班府召開的太平洋學會的學術會議。1935年9月,任叔永任四川大學校長,她也同去成都,任該校西洋史教授。

“五四”運動後,在大學任教期間,陳衡哲曾針對中國當時存在的婦女問題,寫了許多文章,如《復古與獨裁勢力下婦女的立場》、《婦女問題的根本談》等,這些文章從不同方面談及婦女與政治、社會、家庭和子女教育的問題。在四川大學的時候,她發現有不少女學生是官僚、財閥們的姨太太,這一事實,使她心頭萌發了對四川當局的強烈不滿,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躪、壓迫的女性。憤怒中,她在《新新新聞》上發表了一篇揭露四川問題的文章,說這是女性的恥辱,也是大學教育的破產,號召婦女要爭取獨立自主。在那個時代,正義和真理總是不幸的。她的文章一經發表,便遭受到四川黑暗勢力的圍攻,他們用“侮辱四川婦女界”的帽子壓她,並要把她驅逐出境。陳衡哲懷著滿腔的激憤離開四川,回到北平。她的丈夫任叔永,也在1937年6月辭去四川大學校長一職。她對四川軍閥的黑暗政治是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的。她在文章裡寫道:“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見到有熱力的陽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見到一次照耀終日的太陽。”她寫的是“天氣”,而比喻的是現實。她還說不如把四川改成“二雲省”,更能名副其實。“朋友說,'雲一而已,那來二雲'?我說,還有那吞雲吐霧'雲'呢!我告訴您這句話,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這二雲籠罩之下,是怎樣的暗無天日呀!”

抗日戰爭爆發後,像許多人一樣,陳衡哲也開始過起“流浪”生活。她和孩子先到雲南昆明,1941年11月到香港;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到廣州灣,後又輾轉到重慶。1945年抗戰勝利後,陳衡哲全家回到上海。她丈夫任叔永生於1886年,是科學家,也是一位文學家,離開四川后,於1938年曾任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兼化學研究所所長。1946年再度赴美,翌年回國,留居上海,解放後曾任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上海市科技圖書館館長及上海市科協副主席等職。1961年11月,任叔永在上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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