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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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水也未必能溺死。正在思緒極度緊張時，船頭響起了起錨的汽笛聲，客輪徐徐啟動了，原來是一場虛驚。

一位來自湖北省紅安縣的中年採購員，擬到萬縣一帶了解市場情況，主動與我攀談起來。紅安原名黃安，湧現過上百名將軍，從賀（龍）老總建立洪湖根據地，說到劉（伯承）鄧（小平）解放大西南。我說在解放西南的戰役中自己曾是普通一兵，彼此更加默契，越談越熱乎。在他看來，我是個熱情機智、和靄親切的年輕人，萍水相逢，相見恨晚，何曾想到我會是一名逃亡者？船抵萬縣，握手話別，留下地址，囑我有機會到紅安，一定到他家作客。下船遊覽萬家燈火的市區，還到影院看了一場巴基斯坦新片《叛逆》，暗想，我也正是被追捕的叛逆者呢！

8月4日船過三峽，險峻陡峭的山峰，洶湧澎湃的江水，令人感到大自然的森嚴。在懸崖絕壁上，正在開鑿“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幅標語，每個字有好幾丈高。後又很自然地想起李白的《朝發白帝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佇立船頭，心事重重，誰知哪年哪月能重遊三峽？下午4時抵宜昌，天空落著濛濛細雨，第一件事是購買到武漢的船票，又是旅客擁擠，票已售完。忽然急中生智，計從心出：1956年離開川報時我沒有退回記者證，當時只想留個紀念，如今卻派上了用場。在售票視窗，我出示記者證，說有任務在身，要趕赴北京採訪，順利買到一張統艙船票，當夜在鍋爐旁迷糊到天亮。8月6日天氣放晴，江面開闊，一輪紅曰冉冉升起，我觸景生情，輕輕哼起了蘇聯影片《在和平的日子裡》的插曲：

東方升起金色的太陽，

年輕的水手出發去遠航，

要問我們去向哪裡？

到那太陽昇起的地方……

我目光柔和，心緒平靜，兩位回河南探親的幹部與我年齡相近，很快找到共同的語言，談起長江兩岸的風景和大躍進的形勢。船員看我們舉止斯文，談鋒犀利，特邀我們作為旅客代表參加座談會。與會者踴躍發言，齊聲讚揚他們的躍進精神和服務態度，在交通如此緊張的情況下，打破常規，為超載的旅客提供食宿和方便，實在值得學習，船員深為滿意。

8月7日凌晨抵武漢，我立即到江漢關東站購買直達北京的特快車票。

離開車還有半天時間，我感覺車站是個不安全的場所，寄放了包裹，便搭車到江口中山公園遊覽。時值大暑，火城酷熱，每個機關大門口都懸掛著“歡迎中央衛生檢查團光臨”的大幅標語，公園裡樹木扶疏，遊人極少。1949年10月部隊南下時，曾集體來此玩了一天，景象依舊，記得有一位侏儒（矮人），印象特別深，如今侏儒還在，只是面容蒼老了些，他當然記不得我了。

下午，特快列車風馳電掣般朝華北平原駛去，廣闊的視野，親切的鄉音，使我這個離開北方多年的遊子心情激動。坐在對面的是一位戴眼鏡的某軍事院校學員，面目黧黑，見多識廣，與我天南海北地神聊。火車駛近黃河大橋時，車速減緩，他告訴我，我們透過的大概是臨時架設的便橋，前些天黃河漲水，數萬名工人搶險；周恩來總理冒著大雨講話，鼓舞士氣，話題轉到國際形勢。總理指出：隨著我國批修加劇。中南關係再度惡化，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維奇已啟程回國，我國駐南大使伍修權仍留在那裡靜觀事態發展。我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籠罩起一個不祥的陰影。

6從大使館到拘留所

8月8日清晨，我到了北京。昨天，首都舉行支援*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夜裡落了一場小雨，街頭到處是被雨水打溼或飄落到地面的標語。路上行人不多，我坐三輪車經過北大紅樓，如今已是《紅旗》雜誌社。在小店早餐，理髮，洗澡，待心情逐漸平靜下來，這才乘車到東園恩寺南斯拉夫大使館新聞處。門口未掛牌，有中國哨兵守衛，問我找誰，我說，找使館秘書達克維奇。一位南籍工作人員接待了我，我把達克維奇的信交給他，上面說他們對我到貝爾格萊德留學深造的願望表示理解和歡迎，並將儘可能予以協助。他仔細讀信，沉思了一會兒，才緩緩回答：“達克維奇和波波維奇大使都已回國了，鑑於目前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對您的打算和請求，我們無力相助。”

“真是沒有什麼辦法了嗎？”我追問了一句。

“對不起，真的很抱歉，目前，護照、交通等問題都難以解決，這是實情。”

這時從院裡出來一位中國僱員，也許是譯員，想了解我的身份和談話內容。那位中年南籍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