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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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開成。幾經磋商和周折，在1965年3月莫斯科郊外舉行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領導人協商會議，規模比原來的設想小得多，也未能達成實質性的決議。《人民日報》撰文說，這是一次淒涼和零落的會議。會後各黨領導人回到各自的國家，不知對自己的同志說些什麼才好。我原來曾設想兄弟黨的集體壓力可能改變*“左”的路線，如今落了空。看來，中國的事還要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40加刑六年

縣檢察院依次提訊，我是最後一個。按先易後難的原則，我大概是重點吧！

檢察員姓楊，態度還平和，大概是土生土長的幹部。他事先研究了苗溪送來的材料，核對了我的姓名、籍貫、簡歷，何時投入改造，如何組織逃跑，等等。我進行辯解，這次行動是田、劉兩人事先商量好，臨時通知我參加，並非由我策劃；掏牆挖洞也不是我動手的，逃出不遠就被捕回，並未作案造成嚴重後果。問我為何逃跑，我說，主要是換了新環境，生活條件差，不適應，看不到改造前途，才鋌而走險，如今已認識到錯誤，再不會跑了。他又問：“是否準備投奔蘇聯？”我答：“過去有過那種想法，如今赫魯曉夫下臺，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在我辯護過程中，他一直仔細傾聽，簡要記錄，我覺得他的態度還比較實事求是。

第二次提審我的是縣法院審判員施佩龍。他是個獨眼龍，戴黑邊眼鏡，聽說是在某公社當書記時曾與豹子搏鬥。傷了一隻眼睛。他神色嚴峻，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先向我交待政策：“抗拒從嚴，坦白從寬：家庭問題看本人，歷史問題看現在，現行問題看後果，要我慎重抉擇。說完就把我打發走了。一個雨天上午，他又找我談話，我說自己所犯的現行問題主要是逃跑，並沒有產生嚴重後果，他說，你不要只考慮逃跑，要從投入勞改以來的一貫表現作檢查。一個右派分子不接受群眾監督，妄圖投敵叛國，多年來堅持自己的反動立場，不擁護黨的現行政策，書寫幾十萬字（其實只有十幾萬字）的材料攻擊誣衊，到苗溪又組織逃跑，企圖再一次投敵叛國，問題還不嚴重嗎？你是死心塌地敵視‘社教’，頂風作案，憑你的文化程度和影響力，你當然是組織者，而不只是參與、夥同，你不承認也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可以認定。”

施佩龍審案口稱“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卻常有意識形態的性質，按照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理念，設定框子，不顧時間、地點和具體條件，把互不相關的事實往框子裡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從而得出應予嚴懲的結論。在“左”的年代裡，法官審訊*都是按這一思維定式進行的，因而整你沒商量。如果換位思考，換把椅子來坐，我作審判官來審訊施佩龍，也是這個判法，整你獨眼龍沒商量。

第三次正式開庭審訊，在院壩裡臨時佈置的辦公桌後面坐著施佩龍。旁邊還有一位中年女性，像是家庭婦女，朝我盯了一眼，便低頭一直編織什麼。施佩龍按照程式重複以前的提問，我一一作答，知道再與他申辯是徒費口舌，耽擱住看守所受罪的時光，不如承認算了。以後我得知許多未決犯為擺脫看守所的煎熬，都寧願承認莫須有的事實，以爭取投入勞改，“兩害相權取其輕”乃人之常情。看來，看守所是最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寧願多判幾年，也不願在看守所多住一天。

施佩龍在結束程式前，詢問那位中年女性還有什麼意見，那入搖了搖頭。顯然，這位人民陪審員不過是擺設。

上世紀80年代落實政策後，我曾與楊檢察官和施佩龍重逢，楊檢察官回憶往事說，你當時給我的印象是比較單純，態度也誠實，但按當時的政策必須起訴，並向我致歉。施佩龍因“*”中造反積極，後來對政治厭倦，已脫離公職不再當審判官，成了蘆山縣名噪一時的養殖專業戶，被戲稱為陸海空三軍司令（種蘭草，養鴨子，放鴿子）。我去造訪時，受到他熱情友好的接待，出於禮貌，均未提及往事。其時，他對我加刑六年的判決已被同一家法院宣佈*，不知是否感覺有些難堪？

41笑傲宣判會

1965年4月11日是個難忘的日子。剛用過早飯，王所長就喊我與何利榮把行裝背好。他掏出一雙手銬，一隻銬他的左手，一隻銬我的右手，我們成了“同銬”，由兩名武裝持槍押回苗溪茶場。

蘆山到苗溪不足十華里，約一小時就走近l3隊曬壩，忽然聽到麥克風的嗡嗡聲和什麼人的講話聲，那裡正在召開1964年的總結大會。我們從會場邊上匆匆走過，我被臨時關在集訓隊的監房裡，解開了手銬。

我喘了喘氣，隔著大牆，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