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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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長對他還較客氣，有時家屬來送東西，就喊他出去會見。每當宋嘆氣時，彭義懷便以老江湖的口氣安慰他：“宋局長，想開點．你是老公安，還怕啥，腦袋掉了不過是碗大個疤，大不了二天到苗溪勞改，你拉飛蛾，我拉中槓，不會刁難你的。”即將加刑的勞改犯給公安局長做思想工作，真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

幸運的是宋天成經過審查未受刑事處分，在我們離開看守所後恢復了工作，改革開放後任縣檢察長，是一位出色的廉政幹部。1985年我和他一起回憶往事時都感慨不已，這大概是那位紅臉小夥子所想不到的吧！

39學習也是享受

隆冬天氣，晚上特別陰冷，王所長不許何利榮和我參加勞動，卻讓我們參加學習，於是，入夜便到另一個監房，把棉被蓋在膝上聽讀報。剛進門，發現集訓隊裡的女就業杜宗智也坐在一角，大概也是等候刑事處分的吧。

學習由在押犯王國忠主持。他原系衛生局幹部，醫專畢業，因“經不起三年災害的考驗”被捕判刑，隨身帶進不少大部頭專業書。此人態度和藹，能說會道，頗具親和力。陳澍坐在他身旁，是個模樣英俊、目光友善的小夥子。稍後進看守所的陳常修系蘆山中學地理教師，西師畢業，其人也博學強記，歌聲深厚圓潤。他剛進門，在蘆中讀過書的男青年楊紹榮就恭敬地喊了一聲“陳老師”，立即遭到申斥與自嘲：“這裡都是同犯，沒有什麼老師。”楊紹榮在困難時期輟學，回鄉當會計，因到北京上訪，向黨中央彙報家鄉餓死人的實況被逮捕，後因拒不認罪被嚴管。炊事員高永和與他同住另一監房，隨時監督他的一舉一動。

王國忠主持學習比較寬鬆，總是啟發大家自由發言，也不詳細記錄。他發言隨意性較強，如機關裡的學習討論會，一反勞改隊中的三段式話語文字：第一段形勢大好，政策英明；第二段自我貶損，罪該萬死；第三段痛下決心，重新做入。聽起來幹篇一律，令人作嘔。參加學習的十來個人多數緘默，只有王國忠、陳澍、陳常修和我侃侃而談。白天枯坐一天，飢餓而寂寞，晚上說點什麼，也是一種精神享受和感情宣洩。

在討論戰爭與和平問題時，王國忠旁徵博引，說人類有史以來就戰亂不斷，戰爭似乎是人類本性，小孩子天生會打架、爭食。我接過他的話茬說：“這是對實現持久和平的悲觀態度”。l947年，我在《英語月刊》上讀過一篇小說《七根火柴》，寫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景：由於核武器的使用，地球淪為廢墟，只剩三條生命，一個美國人，一個蘇聯人，一箇中國人。戰後地球上的物資遭到極大的損失，但麵粉堆積如山，大米夠吃百年，可惜火柴只剩下七根，人類沒有火種是無法生活的。於是，如何分配這七根火柴成為戰後和平會議爭論的焦點：美國人提出3：2：2，蘇聯人主張4：2：1，中國人要求5：1：1，爭吵幾個月，無法達成協議，最後蘇聯人掏出手槍，“砰！砰！”兩響，把美國人和中國人擊斃，獨得七根火柴，在烏拉爾山上喊道：“烏啦！”這一下人類的持久和平有了保障！我說：“主題是世界上剩下一個人才會有和平。共產黨人卻不這樣看，他們認為戰爭是階級社會的產物，人類一旦消滅了階級，也就消滅了戰爭。”對此，陳澍卻提出質疑：“如此說來，在沒有階級存在的原始公社時期就不該有戰爭，為什麼那時部落與部落之間卻經常發生掠奪性戰爭呢？而且極其殘酷，把俘虜全殺掉？”

對這類知識分子的玄談，在押的農民都覺得不著邊際，卻也聽得津津有味，對幾個知識分子來說則有了交流和平等的對話。

時值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看守所規定學有關檔案，王國忠便幽了一默：“昨天，我們學完周管理員（指周恩來，因王所長規定犯人不得稱幹部職務，一律稱管理員）《政府工作報告》，今天讀謝（覺哉）管理員《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後天再讀張（鼎丞）管理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囚室內笑成一片。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形勢已經好轉，同時也批評了對外工作中主張“三和一少”和國內經濟工作中有人主張“三自一包”的錯誤。我隱約感覺到中央領導層仍有一些頭腦清醒者和健康力量，他們正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報告還揭露班禪額爾德尼反國家反人民的錯誤，我聯想到姐姐曾致函班禪大師反映我的問題，感到這位宗教領袖在階級鬥爭加劇的我國，不僅不能庇護別人，也無力保護自己。

莫斯科三月會議的訊息也傳進了看守所。赫魯曉夫原定於1964年12月召開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