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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間失去了精神寄託，這時他們才感覺到肚子餓。農民們開始摸索出路。以前靠人民公社維繫的中國農村頓時陷入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
與此同時，中國農村地方基層組織迅速大面積陷入癱瘓狀態，而這時農村社會又面臨了嚴重的公共產品供給短缺的問題，一些鄉村的農民為了自保和發展而自發組織成立了村民委員會。
1982年中共中央調查部剛剛復職不久的一名老調查員經過六個月的深入農村，寫出一份絕密報告，在報告中他警告北京當局：農民失去了精神寄託，物質短缺，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後出現了公共組織和權力的真空，一些地方農民開始自行組織起來……這種發展趨勢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引起農村騷亂甚至暴動。這位老調查員在報告結束時建議：鑑於目前很多地方的農民已經自發成立了村民自治委員會，中央應該考慮出臺更加符合農村實際情況的相關法規規定，既然可以引導農村自治組織的發展，又可以控制其發展方向。
這位老調查員的報告只是錦上添花，當時政府高層有識之士早就有此考慮，但調查部老調查員的報告提到了“農村騷亂”和“暴動”的字眼，無疑加速了中央採取行動。
1982年開始，北京除了繼續利用執政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同時開始大力推動建立農村村民委員會，並將其功能由制定鄉規民約、維護社會治安擴大為社群事務的全面管理。
1982年12月透過的新憲法正式確立了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法律地位。
1987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透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
1988年6月，村民自治正式啟動實施，民政部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鄉村選舉。截至2004年底，全國已有95萬個村委會，400萬名村委會幹部，同時全國範圍內已經進行了第五第六屆村委會選舉的村子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中國農村絕大部分地區已經初步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和城市人先富起來的相比，中國農民先民主起來了。九億農民生活在自由選舉村幹部的環境裡。與他們相比，中國城市裡教育水平比較高的上海市民，仍然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人在問到哪位是上海的市長時，還想不起來。
自從有了直選村長的村民自治制度後，有關其性質和作用，特別是農村基層民主實踐與中國的不斷深入的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關係方面的爭論就甚囂塵上，一天也沒有停止過。
研究村民選舉的中國學者主要圍繞如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一，村民直選制度是什麼玩藝，當時是怎麼出籠的？中國農民怎麼稍微不小就變成中國最先民主起來的群體？二，村民自治委員會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的雛形？如何發展下去？由最落後最愚昧的一群人試驗成功的“民主制度”是否可以擴大到鎮縣一級？三，村民選舉中出現的問題是否正常？有否影響民主選舉制度的進一步深化？四，中國農村的村民直接選舉對中國整個社會的影響，對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的影響作用……
1983年成立的國家安全部在制定每年分發給海外情報員去搜集的情報提綱裡，都沒有忘記加上一條：收集有關外國情報機關對我農村選舉的滲透情報，收集外國政要和學者對我農村村民自治的看法和建議……
同時國家安全部情報局和反間偵查局聯手對付那些別有用心的海外組織和個人介入我村民自治活動。這一攤工作一直由國家安全部的許長征負責，後來他升任國家安全部部長，至今他仍然對海外情報部門滲透我農村鄉村直選提心吊膽。
目前至少有六十多家海外基金會或者研究機構和中國政府達成協議，獲准對中國鄉村民主化的直接選舉進行實地考察研究，其中包括福特基金會等美國著名的基金會。
無論是國內學者還是海外的專家，對中國鄉村直接民主選舉關心的焦點圍繞一個問題，而生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這個問題是農村實行的這種民選制度對中國未來有什麼影響。兩種觀點如下：一種認為，中國實行了二十年的村民選舉制度是一個失敗，而他造成的混亂特別是宗族關係混亂，地方暴政和浪費資源等證明在中國實行民主是不現實的；另外一種認為：在全世界最貧窮落後的中國農民中成功實行的村民委員會自治強有力地說明民主和收入狀況並無直接關係，目前中國最貧窮的農民都實行了小範圍的民主，而上海還在幾個上面委派的人的統治下……李昌威的家鄉已經進入到第四次民主選舉換屆，他成功當選為小李村村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