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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粟裕進入浙江之初在浙閩邊的遊擊活動也說成“一開始就對進入浙江沒有信心”。
當時，浙南的黨和紅軍已同中央和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絡，同閩東、閩北兄弟地區的關係又搞得不好，浙西南遊擊根據地剛剛遭受了敵人的嚴重摧殘。在這種情況下，浙南內部又出現如此嚴重的危機。
怎麼辦呢？
粟裕想，在如此極端嚴重的時刻，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反覆思考，從浙南革命鬥爭的全域性著想，粟裕決定相忍為黨，相忍為革命，被迫違心地作了“申明”。這樣，對粟裕的鬥爭才告結束。
從此以後，粟裕和劉英就分開活動了。劉英主要堅持在浙南地區，粟裕主要活動在浙贛路南側和浙西南地區。
劉、粟在總的方面仍是統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動的地區內則各自行動，而且互存戒備之心，每當必須匯合時也各自帶著武裝，並且不住在一個房子裡。
1936年6月1日，廣東軍閥陳濟棠為反對蔣介石消滅異己和對日妥協的政策，聯絡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國”
旗號，進行反蔣。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呈文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籲請抗日。
6月2日，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通電全國，籲請全國黨政軍民各界一致敦促國民黨中央領導抗日。
6月4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位國民黨將領通電成立“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
6月9日，陳濟棠出兵湖南。
7月13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透過西南問題決議，撤銷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西南執行部，任命餘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為副主任；免去陳濟棠各職。
7月14日，餘漢謀在大庾通電就職，回師韶關，通電限陳濟棠24小時內離粵。
7月17日，陳濟棠的部將張達被蔣介石收買，轉而反陳，陳濟棠被迫離廣州逃往香港。
兩廣事變，牽制了國民黨的兵力和注意力。“中央軍”從浙南調走，敵情逐漸緩和。針對當時情況粟裕及時調整了政策，把公開的武裝鬥爭同隱蔽的群眾運動結合起來。他和劉英分工合作，協同戰鬥。劉英帶領少數便衣武裝人員做群眾工作，粟裕帶大部隊公開打游擊，工作比較順當。後來，劉英帶的小部隊組成突擊隊，粟裕帶的部隊組成牽制隊。
突擊隊是武裝工作隊，主要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帶領便衣隊、短槍隊堅持於本地區，發動群眾，進行遊擊根據地建設。
牽制隊的主要任務是在廣大範圍內進行公開的武裝鬥爭，牽制、吸引、打擊敵人，發展新的游擊區。
在率領牽制隊單獨活動的過程中，粟裕考慮到這樣一個問題：為了長期堅持敵後，形成比較鞏固的游擊區，併為主力部隊提供更多的“落腳點”和“跳板”，不僅要有相對穩定的較大塊的遊擊根據地，而且在較大塊的遊擊根據地的周圍，還必須建立一些小塊的遊擊根據地利若干的遊擊基點；這些小塊的遊擊根據地和若干的遊擊基點，有公開的，有秘密的；在你來我往，敵人勢力比較強大的地區，還應有“白皮紅心”式的兩面政權，使我們的整個游擊區形成幾種型別的結合體。
粟裕決定把建立遊擊基點作為牽制隊的重要任務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設。幾個或十幾個有工作基礎的村莊連成一片，就是一個遊擊基點。幾個基點連結起來，就形成了一個遊擊根據地。
這一時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粟裕吸取在浙西南斗爭的經驗教訓，針對浙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地主兼工商業者多的特點，對政策作了若干調整，以杭日、反蔣為前提，擴大團結物件，縮小打擊目標。在粟裕領導下，把原來的“沒收委員會”改為“徵收委員會”，徵收“抗日捐”。這樣不至於激化矛盾。個別不交抗日捐的，紅軍就寫信警告。警告之後仍舊不文者，則採取比較強硬的辦法。
湯溪周村有個地主鄉長，當紅軍游擊隊通知他交500元抗日捐時，他完全可以負擔，但他拒不繳納。
紅軍警告他說：你拒不繳納抗日捐，罰款五百元，合計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懲處。
地主聽到這訊息後，笑笑說：“想懲辦我，量他們還沒有這個本事！”
紅軍游擊隊透過群眾掌握了地主鄉長的行蹤。這一天，地主鄉長出門了。
紅軍偵察員在半路上把他抓了起來，向他交代政策，要他限期交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