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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返照中向上繚繞”，我認為這樣描寫，生動而深刻地表現了張國昌死前的環境氣氛和人物心理。小說正是透過許多生動的細節，組成了起伏的情節，形成了引人入勝的故事。小說是語言藝術，語言是一切事實和思想的刻刀，作家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積累社會各階層的語言，然後以紙為玉，以心為刀來雕琢它們。我在我的作品中力圖使語言犀利流暢和性格化。語言犀利使人讀了覺得解渴，而散文詩化的語言使小說生動、親切、富有感染力。例如《駐京辦主任》中的對話，“冉冉，是南方人吧？”“是啊，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兩句對話，一下子顯示出了金冉冉的學識、身份，也顯示了她開朗和溫柔可愛的性格。另外，寫小說必須有感情、有激情。我經常寫到動情處潸然淚下。米蘭。昆德拉說：“構思一部小說，只要將不同的感情空間並置在一起，而這在我看來，就是小說家最高妙的藝術。”在小說《駐京辦主任》“金冉冉”一節中，我把丁能通救人的感情，憐香惜玉的感情，性的感情並置在他一個人身上，較深刻地挖掘了丁能通的人性，顯示了他的內心世界。
六
一部小說的好壞，藝術水平的高低，最要害之處在於它的靈魂，也就是小說的主題。小說的主題不是直接說出來的，是透過情節、人物、心理表現出來的，這種表現是對“我思故我在”的探詢。塞萬提斯透過這種探詢創作出來堂吉訶德，魯迅先生透過這種探詢創造出來阿Q，然而，無論是唐吉柯德，還是阿Q，作為活生生的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樣，丁能通、雷默、白昌星這些人物在現實中也幾乎是不存在的，但他們又是在現實中可能存在的。我透過這些人物的刻畫，對改革開放中碰倒的硬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比如體制問題，官本位問題，土地財政問題，社保問題，老百姓的住房問題，國企改革問題，民企發展問題，環保問題，科學發展觀問題，駐京辦功能問題，以人為本問題，民主與法制問題，等等；同時，還從挖掘人性的角度，深入思考了美與醜的問題、善與惡的問題、愛情與婚姻的問題、道德與良知的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我都實打實、硬碰硬地寫，從來不繞著走，這樣寫有一個好處，就是讀者感到很真實，真實就是力量。我的作品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遇到矛盾、難啃的地方，毫不妥協。我的創作原則是，絕不欺騙讀者，和讀者一起思考。我一直有執意大規模描寫改革開放深層次矛盾和社會現象的企圖，試圖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全新闡釋執政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面臨的執政困境。我認為只有個人的精神痛苦與時代的精神痛苦相一致時，才會與讀者產生強烈的共鳴。我的小說中都描寫了兩隻手，一隻手是有形的權力之手，一隻手是無形的市場經濟之手。對這兩隻手的描寫彰顯了一個主題：市場經濟還不成熟，權力之手作用空間很大，很容易滋生腐敗；相反就給消除腐敗創造了經濟條件。但這一主題是經過思考和探詢才發現的，甚至是在創造過程中還未知道的存在。正因為如此，小說才會引人深思，這恰恰是小說的道德。總之，靈魂不是能輕易發現和看到的，它從來就不會清清楚楚地擺在那裡，否則就失去了文學藝術的價值。
七
在小說中要把人物寫活，寫深刻，關鍵在於人性的挖掘。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一文中提出，獸性與神性結合起來就是人性。丁能通和雷默是獸性與神性都不足的人。他們不想成為《變形記》中的格里高爾，一直處於心靈被扭曲成甲蟲的抗爭之中。他們的處境與《皇帝的新裝》裡的情景非常相像，但是他們既不願意做那些歡呼雀躍的人，更沒有勇氣做那個敢說真話的孩子，他們是被神性逼著遠離獸性的人。因此，丁能通最後選擇站在了孩子的身邊，雷默選擇了離開。其實無論是選擇站在孩子身邊，還是獨善其身地離開，都需要付出極大的勇氣。這就是《駐京辦主任》與《市長秘書》對人性挖掘的意義。在生活中，我們如何守住心靈的堤壩是一生的課題。當然挖掘人性不僅需要形象思維，也需要邏輯思維；不僅需要感性思維，也需要理性思維。如果把人性比作一張網，網上的紐結越多，對人性的挖掘就越深。以《大房地產商》主人公白昌星為例，在他的人性之網上，有如下一些紐結：狼、女人、行善、利益、朋友、謀殺、光碟等等。狼，對挖掘白昌星的人性起到了重要作用。狼既顯示了白昌星的獸性，顯示了他兇狠、冷酷的一面，也顯示了他的神性，喜愛動物的善良的一面。一般來說人是怕狼的，是以狼為敵的，而白昌星卻以狼為友，能使狼通人性，聽他指揮。這就生動地顯示了他與眾不同，而且對比出一些人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