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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後一位證人是唐尼·雷·布萊克。法警調暗了房間的光線，陪審員們個個頭向前伸，急切地等著他在面前20英寸的螢幕上出現。我們已把錄影帶剪下成31分鐘。他說的每一個字，無論聲音是多麼輕微，都深深震動著陪審員們的心絃。
這盤錄影我已看過許許多多遍。我坐在多特身邊，注意觀察陪審員們的表情。我看到的是無限的同情。多特用手臂擦著臉上的淚水。等到錄影即將放完，我也已是喉頭哽咽。
唐尼·雷的形象從螢幕上消失，法警走去開燈，室內一片寂靜。只有原告席上，傳出了輕輕的然而誰也不會聽錯的那位母親的哭聲。
我們已給對方造成了我能想象出來的一切損害。我要打贏這場官司。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如今是對我的挑戰。
燈又亮了。我莊嚴地宣佈：“法官大人，原告靜候裁決。”
陪審員們走了很久以後，我和多特依舊坐在空蕩蕩的法庭裡，談論著這兩天聽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證詞。證人們的證詞已清楚證明，她是對的，而他們是錯的，但她的心情並無絲毫的滿意感。她將懷著不斷自責的心情走向墳墓，因為在為時還不算太晚的時候，她沒有更堅決地與保險公司爭鬥。
她對我說，她對以後的結局並不在乎。在法庭上她已受夠了。她要回家，永不再來。我對她說，這不可能。我們才走了一半路程呢。即使是受罪，還得再熬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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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蒙德將如何為他的委託人進行辯護，這個問題使我入了迷。他如果從大利公司總部搬來救兵，企圖透過花言巧語把他們拒賠的陰謀像水一樣抹掉，那他就會有進一步遭殃的危險。我將乾脆把兩本工作手冊中的U節亮出，向他們提出各種各樣令他們難堪的問題。說不定在某個地方，他們正藏有更多的陰謀，還掩蓋著更大的謊言。揭露他們的唯一辦法，就是對他們進行大範圍的詰問和質詢。
他在證人名單上開出了18個人的名字。我無法預測他將傳喚誰第一個出庭。在我向我方的證人發問時，我對即將發生的一切瞭如指掌，我知道要出庭的證人是誰，我也知道要出示哪一份檔案。可現在完全不同了。我要做的是做出反應，而且要迅速。
我在深夜給遠在威斯康星大學的馬克斯·勒伯格掛了個電話，興致勃勃地把開庭兩天的情形告訴了他。他給我出了一點主意，並且對今後可能出現的情況談了一點看法。他非常激動，說是他可能會搭一個航班趕來。
我在8時30分到達法庭時，一眼就看見庫柏·傑克遜正坐在那裡，我真是又驚又喜。他向我介紹了身旁的兩位律師，他們倆也來自北卡羅來納的羅利，專程飛來觀看本案的審理。進行得怎麼樣？他們問。我把情況謹慎地向他們做了介紹。他們中的一位星期一曾在這兒當場目睹了關於U節的那個戲劇性場面。目前，他們二個大約有20件案子已在報紙等媒體上發了公告，而且類似的案子到處都有發現。他們準備不久之後就提出訴訟。
庫柏給了我一份報紙，問我有沒有看過。這是昨天出的《華爾街日報》，頭版頭條是一篇關於大利公司的報導。我對他們說，我已經一週沒有看報，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幾號。他們理解我的這種心情。
我把這篇報導飛快地看了一遍。報導的主要內容是，投保人對大利公司的不滿正與日俱增，而公司拒絕索賠要求已成常規。許多州目前正對此進行調查，許多人正進行訴訟，狀告大利公司。這篇文章最後一段說，孟菲斯正在審理的一個小案件受到了人們密切的關注，陪審團很可能會做出第一個對大利公司大大不利的裁決。
我在基普勒的辦公室把這份報導給了法官，他的反應卻很冷漠。他要問問陪審團是否看過這篇文章。他們事前就得到過不得看報的警告，但恐怕許多人如今已看過這份《華爾街日報》，他和我對此都沒有太多的懷疑。
被告律師傳喚的第一位證人名叫安德烈·威克斯。他是田納西州保險署副署長，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僚，德拉蒙德以前曾經請他作證。他的任務是讓政府毫不含糊地站在被告一邊。
他是個很有吸引力的男人，約40歲，穿一套漂亮的高檔西裝，臉上充滿誠意，經常掛著微笑。而且此刻他的身份極為有利：他不是大利公司的僱員。德拉蒙德就他的機關的管理職能，問了一大堆平淡無味的問題，試圖給人造成一個印象：保險署的官員們時時刻刻揮舞著皮鞭，騎在保險公司頭上撒尿拉屎。既然大利公司在田納西州依然是一個名聲頗佳的公司，那麼它的作為顯然是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