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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製造”出六個“節日”——正月十三“天兄昇天節”、二月初二“報爺節”、二月二十一“太兄暨朕登極節”、三月初三“爺降節”、七月二十七“東王昇天節”、九月初九“哥降節”。連楊秀清被殺也成為一個“節日”，聞所未聞，荒謬至極。
當然，洪秀全所著的“教義”，並非全部是歪理邪說，也有很“健康”的說教，比如誡勸世人戒鴉片飲酒，義正辭嚴，放到今天都很是具有“先進性”：“煉食洋菸最顛狂，如今多少英雄漢，多被煙槍自打傷；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敗家湯。請觀桀紂君天下，鐵桶江山為酒亡。”
英雄莫問出處，富貴甭提原由。“二桿子”的人，總是能歪打正著幹成大事。
其實，很有必要“八卦”一下給予洪秀全“上帝”啟蒙的《勸世良言》的作者梁發。
梁發是廣東高明縣人，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出生，本為一個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識文字。1811年左右，他收受了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數兩銀子，冒險替他刻印中文版的《聖經》，這在當時是“殺頭之罪”。在大清國非法宣傳“邪異”之教，後果極其嚴重。馬禮遜曾在印度公司（英國人所開）幹活二十多年，他本人是個有冒險家意味的基督教傳教士。在他的勸誘和“啟發”下，梁發成為中國第一個“華人牧師”，時間為1823年。以那時起，梁發再不用揮汗如雨搬雕版印東西，開始穿上半洋半中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並每年從倫敦新教教會支領薪水。1832年，已經習教並上升到幾個層次的梁發寫出《勸世良言》，由其恩師馬禮遜親自稽核出版。當然，那時候的政治氣候不利於梁發以真名出版這本宣傳冊子，當時他的署名是“學善者”（梁發有時還有“學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觀的《勸世良言》，其實就是基督教《新約》、《舊約》的“編寫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發自己發揮。梁發所引原文大約只有新、舊約全書的九分之一左右，刪掉了原書的類似神話的故事情節，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可以說這個工廠學徒出身的中國人中年以後確實深悟了許多基督教神學原理。梁發的《勸世良言》中沒有絲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勵人們信仰上帝，順從基督，安貧樂道，戒殺戒貪，並宣稱“天國”在來世，死後能“永生”。梁發書中唯一稍顯激烈的，就是對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對儒教稍有微詞，其他方面沒有什麼“火藥味”。日後，洪秀全斷章取義，逢佛滅佛，遇廟拆廟，焚燒經籍之餘，喪心病狂到“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大聲高叫要“殺妖殺有罪”，與梁發的《勸世良言》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馳。
革故鼎新——“金田起義”前後時機與運氣
洪秀全在花縣老家埋頭搞“創作”，其“革命同志”馮雲山一直踏踏實實在廣西紫荊山地區做基礎工作，時而打短工，時而做塾師，中心任務就是傳播教義，拉信徒入夥。
這位洪秀全的“發小”馮雲山，家鄉距洪秀全的村子僅一公里，村名“禾落地”，出身也是殷實小地主家庭。同洪秀全一樣，馮雲山也是屢試不第的秀才，科場失意，心肝冷卻，熱血卻沸騰，加上又是實幹家，馮先生兩年多忙個不停。而且，此人志向遠大，可從其當時一首詩中窺見端倪：
穿天透地不辭勞，到底方知出處高。
溪澗焉能留得住，終須大海作波濤。
詩品方面，顯然比俚俗的洪秀全要高出一大截。
紫荊山地區是廣西很落後的山區，距離最近的桂平縣有近三十公里距離，巖壑深廣，深山老林，近三百平方公里內，險山環列，從戰略角度上講確實是個打游擊的好地方。
1847年秋，洪秀全第二次來到廣西，發現老哥們馮雲山已經發展了兩千多徒眾，十分歡喜。這些“拜上帝會”新入會者，包括了石達開、楊秀清、蕭朝貴等人，皆成為日後“太平天國”的開國功臣。
選擇了易守難攻的高坑衝盧六家為棲身之所後，洪秀全和馮雲山準備一試身手。為了擴大影響，他們先是選擇象州當地有名的“甘王廟”下手。在廣西東南部，“甘王”是非常有名的民間祭祀物件。“甘王”確實有真實原本的個人，本為五代時期象州人，從徵南漢立下戰功，死後為鄉人祭為土神，稱為“甘王廟”。廟宇建築物宏偉壯麗，香火旺盛。於是十月間，洪秀全、馮雲山、盧六等人手持利器，衝入象州甘王廟，打毀了內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爐等祭器，並在廟內白壁上四處題詩，宣示“甘王”為邪神。
象州當地人正要聚眾找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