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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開會，而不安排來深圳參觀，那麼，是不會得到那麼多人一致響應的。
既然開完會之後要到深圳參觀，所以乾脆就說是到深圳開會。這就是人們習慣的往大說。
往大說是人的天性。比如我的工作單位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馬鞍山市，但是為了“往大說”，院裡硬是多次向上打報告要求更名為“冶金部華東鋼鐵設計研究院”，因為一旦改成“華東”，就很容易讓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而不會想到馬鞍山這樣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說易，往大做難。事實上，直到目前，單位的名稱並沒有改變，況且，在我看來，即便名稱改變了也沒有多大實際意義，每次出差，照樣都是一大早出門，趕到南京買車票，然後晚上才能踏上真正旅途。說實話，如果我們設計院不是在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我就不會一天到晚想著離開那裡了。
其實也不是我一個人想離開那裡。當時，他們那裡流傳著一個順口溜，說“一等公民漂洋過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於是，在單位年輕人當中似乎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國就是去深圳，只有實在沒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單位。年輕人當中哪個願意承認自己是“實在沒有本事”的？而出國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去深圳就成為當時我們單位年輕人的一種時尚。凡是思想有些激進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有這個想法。
我還不是思想最激進的。最激進的早已經來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學同學。雖然不是一個班的，但我們都是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成員，而且都在樂隊，關係不錯。鬧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沒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裡住了整整三個月。後來由於上山下鄉我們各奔東西，恢復高考後又天南地北求學一方，誰知四年後，居然又分配到同一個設計院，關係自然又進了一層。
第一章 老闆都市冷漠無情的？（2）
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進行的，好像院裡沒幾個人知道。我偷偷地幫他搞到機票，又用腳踏車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電影《地道戰》裡鬼子偷偷地進村，又像電影《戴手銬的旅客》中送戰友。臨別時，章一民說：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章一民是不是自修過心理學，但這句話說得很到位，確實是我當時最最想聽的話。
那時候我也想過漂洋過海去當一等公民，於是在英語上很下了點功夫。我發現學英語的過程事實上也是瞭解英美文化的過程。當時《*》向中國學習美國英語的年輕人灌輸的一個思想就是“美國是個大熔爐”。美國是不是一個大熔爐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個小熔爐，因為她首先就將章一民給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章一民，他冷淡得讓我懷疑自己掉進了冰窟。竟然連頓飯都沒請我吃！當我提出要章一民為我先安排個住處時，把他嚇傻了，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還算是做事情比較心細的人，當初決定來深圳的時候，就沒有打算在章一民這一棵樹上吊死。我還留有退路。這個“退路”就是鄭康平。
我並不認識鄭康平。不過，我的同事鄧工認識。鄧工是我們院相對年輕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進的設計院，但我們之間這十年是個斷層，所以，我們相距並不遙遠。鄧工脾氣不太好，並且他認為脾氣不好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所以經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賞，但自我欣賞多了別人就不怎麼欣賞，如此一來，鄧工在院裡總體上說就表現為不得志。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再過兩年我就不幹了，去深圳，我有一個好朋友在深圳當大老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為那時候我高度關注著有關深圳這邊的一切情況。
我開始與鄧工套近乎。鄧工以前曾搞過一個三相電弧爐改造專案。專案是搞成了，但並沒有引起院裡面的重視，這自然又引發鄧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時候我要靠稿費補貼家用，正好寫一篇關於鋼鐵行業節能方面的文章，於是就把他這個專案重點宣揚了一番。捧著撒發著油墨香的《冶金節能》，鄧工的“耿直”發揮到了極點，大聲說：“這就叫牆裡開花牆外香！”
“耿直”夠了之後，才發現作者並不在牆外，而就在牆裡。鄧工拉著我的手，一切盡在不言中。
鄧工說，鄭康平夫婦是他大學同班同學，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海外關係複雜，*中被整得夠嗆，連女朋友都差一點吹了。鄧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幹部，並且很講義氣，在鄭康平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很大幫助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