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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鐵路，穿山越嶺在一年半之內建成通車，乍浦、海州、南京防禦工事的加強，新建空軍的迅猛發展；從1936年開始，大中學生要在軍營接受3個月的軍訓；防洪堤的修建和河流保護工作的進行（1933年花費價值6890000美元的中國貨幣，1934年13059000，1935年35351000）；體育館、體操房、圖書館、博物館的修建和一個耗資7000000元修建在江灣的碼頭，戰爭爆發前剛剛竣工，在杭州的錢塘江上修建了雙層鋼橋，恰好在戰爭爆發前竣工，之後又被毀壞；農村的生產與建設恢復計劃，特別是在江西；農業合作化的迅速發展；強制實行保甲制度……看來，中國好像終於走上了進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誕生了。應該注意到，正是這種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種進步變得可能，也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中國人民決心與日寇決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一個現代的、進步的、統一的中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受到相當一部分持有開明見解的日本人的歡迎，然而，這個現代的、進步的、統一的中國，從實質上講，卻對日本戰爭製造商們大東亞帝國的美夢造成直接威脅。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本對中國的壓力不斷增大，日本軍隊對本國外交官試圖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顯得越來越不耐煩，對之提出了激烈的批評。於是1934～1937年中國人民緊張的準備工作實際是在爭時間搶速度，以免在作好抗戰準備之前就被日本吞掉。事實上，從日本的角度講，戰爭應該再提前兩年開始，從中國角度講，應該再晚兩年。這就是這場戰爭陷入僵局的原因。但正是因為日本不給中國一個機會去繼續他們正常的發展和國內建設，而這時正是中國最終振作起來，走上進步的道路的時候，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對日本的仇恨是深刻而強烈的。日本試圖“打倒蔣介石政府”就是在試圖破壞第一個強大的、團結的、現代化的、能夠力挽狂瀾的中國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樣做是一種道德的敗壞，甚至比毀約違約還有失道義。日本的所作所為，用英語的一句口頭語來講，是“不公道”的，它既不是英國的“費厄潑賴”，也不夠中國的“君子之風”，更談不上日本的“武士道”。
雖然蔣介石在執行著一條比較“現實”的政策，一邊準備戰爭，一邊祈禱和平，期望中國能得到一個暫延的機會，以建成一個穩固團結的現代國家，雖然他使用了各種鎮壓手段防止公眾情緒的爆發，使自己，也使整個民族保持鎮靜，但是另一股巨大的洪流：民族抵抗的決心和對蔣介石的華北政策的忿懣情緒，正在變得強大到足以改變蔣的意志的程度——須知，蔣是個非綁架不能使之變心的頑固分子。下面一點應該講清，華北的局勢在外國觀察家眼裡是醜惡可恥的，在中國人眼裡是丟臉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比日本人走私和販賣毒品更丟臉、更可恥的，是日本軍隊要求在北平的國民黨黨部關門，這可是中國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執政黨的黨部。然而，當局居然接受了這個要求，國民黨官員旋即全部被派到了南方。
爆發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了。最好的例子是發生在一個鐵路警察和一位外交部副部長之間的小事，前者代表人民，後者代表親日官員，我之所以在此大膽地舉這個例子，是因為那個副部長已經作古，並且即使譴責也還是太便宜了他。如果我不這麼做，中國的小說家們也一定會這樣做的。這個副部長叫唐有壬，一個年輕的“小白臉”，是汪精衛的門徒與心腹。在汪精衛任外交部長時，混到了一個副部長的職位。他上午在南京被任命力副部長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晚上乘夜車去上海，向日本總領事館迷職。日本總領事館交給他的第一項“工作”是：利用他的權力使去美國從事小麥貸款談判現正在歸國途中的宋子文在途經日本時去一趟東京。然而這個宋子文卻拒絕這麼做，於是這個副部長也因為第一次就沒能完成所給予的任務，被日本總領事痛罵了一頓，儘管如此，唐有王仍然堅持每週向日本人作一次工作彙報。他所做的一切過於臭名昭著，就連滬寧鐵路線上的警察們都瞧不起這個小小的“大官”。一次，唐要去上海時，一個乘警彬彬有禮地問他，閣下是否又要去向日本人致敬。唐一回來，就向汪精衛“哭訴”（正如我們中國人常說的那樣），抱怨乘警們缺乏禮貌，但是汪也無可奈何。這個事件雖不重大，但卻很有意義，就這樣結束了。
透過這個事件，讀者似可明白，謀殺，包括謀殺唐有王，是民眾對政府中親日派憤感情緒的爆發。1935年國民黨召開大會，汪精衛站在照像機前在拍開幕式的照片，一個假扮攝影師的人在照相機黑色遮布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