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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是一部描述冒險與天倫之樂的小說。這種對神怪的嗜好又使得《包公案》這樣的懸念故事遜色不少，使偵探小說的發展成為不可能，後者的原因當然還在於中國人科學推理的缺乏，生活的貧乏等等。因為當一箇中國人死了的時候，通常的結論是死了就是死了，如此而已。中國的偵探家包公本人也是一個法官，總是透過夢境來解決迷惑和謀殺，而不是運用福爾摩斯那樣的推理。
在情節上，中國的小說則像D。 H。 勞倫斯的小說那樣鬆散；在篇幅上，它像俄國的托爾斯泰和陀恩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那樣冗長。中國小說與俄國小說的相似之處是十分明顯的，二者都使用極為現實主義的技巧，都十分愛好對細節的詳述，在敘述故事時，他們都不喜歡西歐長篇小說常有的那種主觀性。雖有絲絲人扣的心理描寫，但倘若要作者再由此往前走一步，發揮一下自己的心理學知識，則很困難。小說的主要任務是講故事。《金瓶梅》在對純粹腐敗墮落行為所進行的詳盡描寫上，與《卡爾瑪卓夫兄弟》相比，毫不遜色。戀愛小說的情節通常都是最傑出的。社會現狀小說在近30年來很是時髦，但其情節鬆散，進而成為一系列互相沒有多少關聯的趣聞軼事，儘管故事本身都很有趣。短篇小說這種形式本身甚至都沒有出現，直到近十年來現代作家讀了原版的或翻譯的西方文學，試圖寫一些類似的東西之後，它才初露端倪。
總之，中國長篇小說的發展步伐很好地反映出了中國生活的發展步伐。它規模宏大，錯綜複雜，從不急急匆匆。長篇小說生來就是給人消磨時光的，這一點是公認的。當作者有足夠的時間可供消磨，讀者又不急著去趕火車的時候，沒有理由急急忙忙地寫完或讀完。中國的小說是要耐著性子慢慢讀的。路邊既有閒花草，誰管路人閒摘花？
西方文學的影響
當兩種文化相遇時，較為豐富的那種文化應該給予，另一個則應接納，這一點十分自然，也極其合乎邏輯。事實上，儘管令人難以置信，給予要比接納更為幸運。很明顯，中國近30年來在文學和思想上獲益非淺，這全得歸功於西方的影響。承認西方文學內容較為豐富，承認它整體上的優越性，這一點使得自詡為“文學國度”的中國大為震驚。約莫50年前，中國人有深刻印象的只有歐洲的炮艇；約莫30年前，他們對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深刻印象；約莫20年前，他們發現西方居然還有十分優秀的文學，而現在不少人已經在慢慢地意識到西方甚至具備比他們自己更良好的社會意識和社會行為風範。
對於一個古老而又自傲的國度而言，這可實在使人難以接受，但是中國之大，已經大到可以接受任何東西的地步。無論如何，文學領域的變革已經到來。中國的文學在文體和內容上的深刻變化，比以往整整2000年來的任何變化都要大。受外語的直接影響，白話本身成了文學的媒介；語言的解放是由一位深受西方精神感染的人士所提倡起來的。詞彙大量增加，這意味著增加了大量新的概念，無論是科學、哲學、藝術還是文學的概念都包括在內。這些概念通常比我們思維中的那些舊材料的概念、定義更完善、更精確。我們思維中這種原材料的增多，導致了文體的變革。文體的變革又現代化到舊文人難以辨認的地步，以至使他們發現自己已經很難適應新的語言格式。如果讓他們為雜誌寫一篇在文體和內容上都能為人接受的文章，他會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諸如自由詩、散文詩、短篇小說和現代戲劇等新的文學樣式已經出現，長篇小說的寫作技巧也大為改進。更為重要的是，那種在總體上與法國新古典學派觀點非常相似的中國舊文學批評標準現在已被拋棄（新古典主義曾使歐洲人在一個半世紀之中都沒有能夠欣賞莎士比亞）。代之而起的是更為新鮮、豐富和廣闊的文學觀念，這種觀念最終會使文學與生活高度和諧起來，使我們的思維更為精確，使我們的人生更為真誠。
當然，給予比接納更為幸運。接納帶來了混亂。進步是有趣的，也是痛苦的，更有甚者，進步還常常是醜陋的。伴隨著年輕的中國那心靈的劇烈震盪，我們失去了思想的重心，也失去了歡悅的庸見。這個新舊選擇調整的任務殊非一個尋常的心靈所能承擔，而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又是極端地幼稚，脾性是那麼易變，觀念是那麼淺薄。理解；日東西是困難的，明白新東西也不大容易。有些許的浪漫主義，也有些許的自由主義；缺乏批判思維能力、缺乏心理穩定因素，對任何舊的東西，屬於中國所特有的東西，都感到很不耐煩；極端輕信一年一度的思想“新模式”；到南斯拉夫去搜尋最新的詩人，到保加利亞去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