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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京報》社長。受林語堂稱讚的還有國共兩黨的高階領導，尤其是朱德和毛澤東。在“中日戰爭之我見”一章裡，林語堂盛讚他們，認為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出於國家與民族之大義，不計蔣介石多年剿共的前仇，而力主將其釋放，實在是寬宏大量之至。另外，林語堂還在書中多次稱讚“生機勃勃的共產主義青年”，以及充滿愛國熱情，一心抗日救國的中國共產黨。目前臺灣流行的譯本，沒有這一章。因此，說林語堂在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時沒有考慮到這批人的存在，是不客觀的。
誤讀之五，認為林語堂用大量篇幅描繪中國人民的劣根性。把中國落後的根源歸之於中國人的民族特性。這其實也不確切。關於中國落後的根源，林語堂似乎並未明確指出過，但他確實提到“忍耐”是由於社會不重視個人價值，“消極避世”是由於民權。沒有憲法保障。在“仁政”一節中，林語堂對比了韓非子的法治與儒家的“仁政”，認為中國之患在於缺乏法律制度，民權得不到保障，貪官汙吏得不到懲處。他說：“中國現在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或榮譽，而是簡單的法律處治，或者說是將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更不榮譽的官員們拉出去槍斃的勇氣。”林語堂的頭腦還不至於簡單到只抨擊一下“民族的劣根性”就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程度。至於說林語堂分析中國人性格上的某些弱點，進而為帝國主義侵略找藉口，則更有失偏頗，落後就要捱打，落後是內因，我們有必要分析內因。事實上，在“中日戰爭之我見”這一章裡，林語堂先生用大量篇幅義憤填膺地譴責了日本法西斯對中國的侵略。
誤讀之六，實際上是一個總結，認為林語堂站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立場。魯迅在《與斯諾談話》中說：“即便是林語堂，也不能劃歸為資產階級作家，他更多地是屬於舊式經院派的文學傳統，而不是現代資產階級的觀念，前者產生於封建主義的背景之下，而後者實際上是他冷嘲熱諷的物件。”令人欣喜的是，我們今天終於注意到魯迅先生這段話、終於可以平心論林語堂，分析他的“一捆矛盾”。
半個多世紀以來，“吾國”與“吾民”都有了極大的變化。儘管中國人的基本性格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之間就徹底改變，然而敢作敢為的人畢竟多起來了，他們是中國的脊樑。大多數青年人不再像林語堂先生描寫的那樣，無法對足球、汽車、登山、探險北極等感興趣。相反，我們有了南極考察，有了長江飄流，有了林語堂先生當時無法想象的許許多多。林語堂先生所呼籲的改革熱情、參與精神、冒險意識、英雄膽略等等，已經在中華大地上大大發揚起來了。當然，這並不表明那些從封建社會長期積澱下來的內向性格、保守觀念和落後的思維方式等惰性力業已絕跡。重讀《中國人》，我們可以警醒，可以意識到改革的長期性、艱鉅性和複雜性。這洋讀來，《中國人》仍具有現實意義。
在《八十自敘》中，林語堂提到：“本書最後一章我誠懇而痛心地批評我國的缺點，後來的版本取消了這一章，代之以中日戰爭爆發的評論，頗受讀者的歡迎。”這“最後一章”，是指1935年版裡的“收場語”，包括“人生的歸宿”、“中華民國的真相”、“領袖人才的要求”和“吾們的出路”四節。其中“人生的歸宿”並未取消。其餘三節，表達了林語堂的政治觀，其中多憤激之辭，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譭譽不一，多為世人垢病，但作為過去時代的文字，充分反映出林語堂的心路歷程。我們找到了1938年鄭陀的譯本，尚差強人意，故只在文字上作了極少改動。此次出版，附在書後，以求完整。舊瓶舊酒、物從其類，此外，我們按音序重新編制了“索引”，一併附在書後，以便讀者查閱。順便說一句，這是一項十分艱辛枯燥但極有意義的工作。
我譯《中國人》，固然希望人們對林語堂有一個全面客觀歷史的評價，但意不在林語堂，而在於中國，在於中國人。是以近年來一直關注中國——愛屋及烏，也一直關注中國學的進展。中國在改革，在邁向現代化和21世紀。我不禁想起少時讀過的《科學家談21世紀》。撫今思昔，每一箇中國人都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做，我當然也會寫出譯出關於中國的新作，比如《中國口號大觀》，比如《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又比如《費正清看中國》……
世事滄桑，本書另一譯者郝志東已於1988年夏赴美留學。本文的不少觀點是我們當初共同討論的結果。臺灣詩人和作家余光中說過：“在中國，你僅是7萬萬分之一的中國，天災，你可以怨中國的天。人禍，你可以罵中國的人。軍閥，漢好，政客，貪官汙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