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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來，大陸出版林語堂散文、小說等不下10種。此情此景，不亞於此書1935年在美國引起的轟動。這一切自然是因為林語堂，但更是因為中國和中國人。半個多世紀前，林語堂先生就在“自序”中預言，此書會“激怒不少闡釋中國的作家，特別是自己的同胞們和偉大的愛國者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事實正如他的頂見。直到80年代，仍不乏聲色俱厲的批評。這不幸應驗了一句古希臘諺語：大書大難。那末，究竟是什麼激怒了他們呢？主要是林語堂筆下所描述的中國人的性格，以及他對中國社會、政治、歷史等問題的一些看法。由於林語堂本身的複雜性和讀者個體的差異性，此書直到如今，仍被誤讀。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條：
誤讀之一是所謂的“歷史迴圈論”。這是指“新血統的混入”一節中林語堂所引李四光博士的一段論述，講中國和平與動亂的迴圈週期：“中國歷史可以很方便地劃分為每800年為一單位的周則。”這是李四光博士在考察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變化之後得出的結論，林語堂也認為這種週期性的確是精確得“驚人”，令人“不可思議”。林語堂先生的本意是借用這樣一個現成的理論模式來更好他說明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生存下來，部分原因在於不斷同化外來民族的活力，以便更好地闡明不同週期內相同時期文學藝術上的一些共同特點。這種理論用來總結歷史，總結過去（主要指漫長的封建社會），可以看作能夠自圓其說的一家之言。如果用來指導未來，當然很有問題（因為一切理論都是對已往經驗的總結），好在李、林二先生均無此意。這裡，林語堂側重的是民族、種族、文化，而非階級問題。的確，這種一家之言忽視了階級和階級鬥爭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我們恐怕不能據此得出林語堂在20世紀30年代宣揚歷史迴圈論，用來否定階級和階級鬥爭，為他的中國無階級論尋找理論根據這樣匆忙的結論。
誤讀之二是所謂“中國無階級論”。在“文化的穩定性”一節中，林語堂說，除了穩定的家庭制度之外，“另一個使社會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國完全沒有固定的階級”，因為科舉制度使人們可以從寒門走向權勢和名利，從而“彌補了上層階級那逐漸失去的活力，使得社會急需的內部再生能力得到週期性的補充”。而且由於人們對田園理想的崇尚，統治階級中的許多人往往在下臺之後便返歸自然了。實際上，“沒有固定的階級”並不等於沒有階級，雖然它們之間只差一步之遙。在“社會等級”一節中，林語堂又指出，在中國實際上只有兩個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一個是非衙門階級，前者可以為所欲為，後者則須納稅守法。衙門階級好比榕樹。非衙門階級則好比土地，熔樹靠吮吸大地的乳液生存——林語堂的階級感情還很分明！可見，在林語堂眼裡，非但有階級，還有粗略的階級劃分，只是其內部成員不固定，有階級轉變。可惜的是，林語堂忽視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兩大陣營中大部分固定的內部成員，及其相互之間固定的、長州的矛盾。
誤讀之三，認為林語堂筆下的“吾國”既然是一個沒有固定階級的國家，那末他眼中的“吾民”就是沒有階級之分的抽象的人。我們認為，這種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林語堂所認為的“中國無固定階級”是指某一階級之中內部人員的不固定，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衙門階級”和“非衙門階級”作為階級是固定存在著、對立著的。如果分析中國人的性格，先把階級劃分開來，然後依照階級的不同刻畫出性格的不同，當然是可行的。但這不應該是唯一的方法。正如心理學家可以把人的氣質分為膽汁質、多血質、粘液質和憂鬱質一樣，中國人與外國人總還有性格上的不同。林語堂先生是在向外國人介紹中國，他非得介紹中國人性格的一般特點。於是，他另闢蹊徑，把中國人的性格歸納為這樣八條：老成溫厚、遇事忍耐、消極避世、超脫老猾、和平主義、知足常樂、幽默滑稽、因循守舊。這些特點歸納得是否合理正確，當然可以討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這些特點或多或少在大部分中國人身上都有所反映，衙門階級也罷，非衙門階級也罷。林語堂先生所做的，只是把普通中國人的共同特點作了一個歸納。這種分析方法看來還是有其一定道理，有其一定存在價值的。
誤讀之四，認為林語堂先生在描述中國人的這些性格時“以偏蓋全”。事實上對於那些敢作敢為、品格高尚的中國人，林語堂也不無溢美之辭。他們中有邵飄萍和林白水，兩人均因抨擊那些製造“三。一八”慘案的北洋軍閥而慘遭殺害。邵飄萍還是我國新聞事業的先驅，中共早期秘密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