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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可以享有二比一的優勢。可是，事實上，中國人在十一月底發動攻勢時，估計兵力達到了三十萬人。麥克阿瑟的這一錯誤判斷是導致他發動“聖誕節回國”攻勢的一個原因，這次攻勢幾乎把我們引向災難的深淵。
麥克阿瑟並不總是堅信我們能夠把中國人趕出朝鮮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敵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線以南的大規模進攻已結束很久，我部隊還在醫治中國人新中攻勢所造成的刨傷，麥克阿瑟電告參謀長聯席會議，如果美國的決心中變（即：不派增援部隊，不對紅色中國實施海上封鎖，不許轟炸滿洲，以及不利用蔣軍反攻大陸），那麼，按照他的意見，“如無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則我軍應以作戰情況允許的速度儘快撤離朝鮮半島。”只是在聯合國軍恢復了元氣、信心和鬥志並再次接近三八線之後，特別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間粉碎了中國人第五次鉗形攻勢之後，人們才重又聽到了要求取得徹底的決定性勝利的呼聲。
至於我本人，從來就不相信，如果俄國人不派兵介入戰爭中國人能夠把我們趕出朝鮮。
而且，我和第8集團軍全體官兵一樣都深信，如果我們得到命令，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進到鴨綠江邊。然而，發動這樣一次進攻所付出的代價將遠遠超過我們所能獲得的好處。
我們可能要遭受慘重的傷亡（我當時估計，傷亡人數可能會達到十萬之多），因為我們要在朝鮮北部的所有崎嶇地形上與頑強抵抗的敵人進行激烈的戰鬥。可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只不過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在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區，今後若干年內還會有大量游擊隊活動。隨著我們自己的補給線拉長，敵人的補給線就會縮短。
他們最終就會以巨大的兵力，憑藉寬闊的鴨綠江和圖們江與我們相抗衡。我認為，只是把敵人壓回去而不能殲滅其相當的兵力，實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戰役結束時，我們的戰線就會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長到四百二十英里，控制這條戰線的主要責任就會落在我們頭上，因為，這遠遠超出了南朝鮮軍隊的能力。接著，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美國人民會贊成保持一支扼守這條戰線所必需的龐大軍隊嗎？他們能同意為進行滿洲之戰所付出的血的代價嗎？他們會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亞洲大陸這個無底深淵所進行的一場無休止的戰爭嗎？我當時和現在都認為，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是一個“不”宇。
將軍與總統之間爭執的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打全面戰爭還是打有限戰爭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只不過是把“勝利還是相持”的問題用更為明確的語言表達出來罷了，也就是我們是應該全力以赴、一勞永逸地擊退“紅色浪潮”呢，還是儘量適當剋制我們的行動，把戰爭限制在朝鮮境內？不過應當指出，對杜魯門政府進行派性攻擊的人，特別是以已故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為首進行攻擊的那些人，並不贊同在亞洲或者歐洲進行一場全面的地面戰爭。
相反，他們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種早期的“美洲堡壘”理論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們在德國的駐軍；停止進一步向歐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項建立在退出歐亞大陸基礎之上的全球政策（這是前總統赫伯特·胡佛的建議）；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國的利益（在麥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將這一戰略運用到了遠東地區）。總之，應該建立一種美國強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護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護，就象在英國強制下的兩個世紀的和平時期所做的那樣。
在麥克阿瑟被免除職務很久之後，這個方案才得以強行貫徹。艾森豪威爾政府上臺以後，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軍力量來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彈進行“大規模報復”相威脅，來維持現存的疆界。此時，人們認為，我們再也不能向海外輸送大批地面部隊了，所以，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財政部長說，我們的財力只能支援我們打一種戰爭，即中場大戰。國防部長則很肯定地對我們說，如果爆發戰爭，那一定是一場大戰。
最後，杜魯門—麥克阿瑟之爭使當時人們尚未普遍認識的一個問題變得突出了，那就是在決定國家政策的問題上，文職政府是否擁有對於軍事當局的統帥權。
就我記憶所及，在朝鮮戰爭之前，美國總統的權威受到現役軍官無論何種形式的挑戰的先例只有那麼一次。那就是在林肯執政期間，喬治·麥克萊倫將軍公然無視總司令的命令。
杜魯門先生本人在其《回憶錄》中專門提到了這件事情。他寫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麥克萊倫（當時任整個聯邦軍的司令）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