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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發生一場兩線作戰的戰爭，我們是來不及進行準備的。
五角大樓對於在南面開闢第二戰場牽制中國力量的建議進行過長期而深入的考慮，但還是否決了這個方案。對於英國和英聯邦其他諸國來說，使用蔣軍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把敵對行動擴大到福摩薩地區將大大加重我們在太平洋地區擔負的任務。同時，我們為進行朝鮮戰爭而一手撮合的、本來就勉強維繫著的聯盟就會遭到一定程度的損害。
麥克阿瑟將軍與政府之間的另一個分歧是：是堅持我們在聯合國中的集體安全政策呢，還是單獨幹？很顯然，麥克阿瑟決心已定：如果我們的盟友不與我們站在一起共同對付共產黨中國和蘇聯，那麼，我們就應該自己挑起全付重擔。然而，美國早就承諾了集體安全的義務。儘管聯合國其他成員國實際提供的人力並不很多，可是在聯合國的旗幟下作戰能使我們在朝鮮的行動帶有道義上得到支援的色彩，而這在我們與自由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在那些今天看來具有歷史意義的參議院聽證會進行期間，這些結論再次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這些結論的絕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領導人所說明和肯定。這些人是：艾奇遜、馬歇爾、布萊德雷、謝爾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這些人都進行了宣誓。他們的證詞還被記錄在案。他們受到了各種詢問。最後，為了保密起見，證詞作了刪節，爾後公佈於眾。這樣，否決麥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開事實。所以，無論是誰，如果再認定這些官員以及總統、副總統求“勝”的願望不如批評他們的人強烈，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比這些人狹隘，為國家最高利益服務的決心不如這些人堅定，那就十分荒謬了。
可是，這些說法卻曾經被人以尖銳的公開批評方式或隱晦的方式作為攻擊政府的炮彈，當時，拒絕批准麥克網瑟的建議被扣上了姑息養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於匿名的顛覆分子們巧妙地塞進我高階委員會的什麼“無須取勝”政策才導致了政府拒絕麥克阿瑟提出的方案。問題的實質在於，政府要堅持一項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對“勝利”一詞作出不同的解釋，根據對世界形勢比較全面的瞭解對事實情況採取不同的觀點。
很清楚，國家最高層的文職領導和軍事領導，由於眼界較寬，關於蘇聯原子武器的發展狀況有比較高階的情報來源，對於歐洲爆發全面戰爭可能產生的後果有更全面的估計，因而，他們對於當時的現實情況和責任也就有一個清醒得多的認識。在他們看來，即使能在朝鮮取得戰區司令所追求的那種“勝利”，我們也會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過於沉重的負擔。
他們認為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麥克阿瑟的觀點是錯誤的。這些看法正確與否，在當時都無法得到證明，今天亦無法證明。向總統提出建議和忠告是他們的職責，因而他們這樣做了；作出決定是總統的職責，因此總統定下了決心。
政府的決定以及作出這些決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聯合國軍司令作了傳達。此外，為使重點突出，含意明確，總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親自致函麥克阿瑟，對政府的決定做了說明，所有這些爭論最終發展成為觀點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麥克阿瑟的洞察力多麼敏銳，他的信念卻是一部分建立在對於世界形勢缺乏瞭解的基礎上（無疑，對於完全在他視野之外的國內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瞭解），一部分建立在他這個戰區司令本人對情報顯然作出了錯誤判斷的基礎上。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當就麥克阿瑟的整個方案進行辯論時，參議員林頓·約翰遜向麥克阿瑟將軍問道：“……設想我們採納了你的方案，中國人被趕回到鴨綠江對岸，但他們仍然拒絕簽訂一項條約和達成一項有關他們未來命運的協議，那麼，屆時你將採取何種對策？”
麥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說，他認為那不過是一種荒誕不經的假設。
“他們退了回去，”約翰遜參議員追問道，“我們將採取何種行動？”
“我認為他們不可能繼續處於交戰狀態”，麥克阿瑟答道。
麥克阿瑟對於事物的判斷有時不僅僅憑主觀的想象，他還以對情報的錯誤分析為依據。
我認為，一九五○年十月初，在威克島會議期間發生的事情可以證明這一點。當時，杜魯門總統接見了他，同他私下討論了朝鮮的形勢問題。從那次會見的談話記錄來看，麥克阿瑟估計，即使中國人真的參戰，他們可望在朝鮮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過五、六萬人。這意昧著聯合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