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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自己的看法。誠然他對上級的忠誠需要由上級對他表示忠誠才能換得，但他對上級的權威則是要絕對服從的。
此外，我決不同意有位作者的無稽之談，說麥克阿瑟曾面臨“一個軍人所碰到的最棘手的問題：他怎能做到既忠於自己對憲法立下的誓言併為美國的最大利益服務，又忠於當權的政府——他無法做到在同時服務於憲法和政府的情況下對兩者都承擔義務。”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之爭和朝鮮戰爭》第234頁，約瀚。斯帕尼爾著，哈佛大學貝爾克納帕出版社，1959年出版。——作者）從麥克阿瑟一次值得一提的很乾脆的講演中或許可以看出他最終還是懂得了上述的道理。他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在接受西爾韋納斯·塞耶獎時向西點軍校全體學員發表的這次講話。他說：“讓公眾去評論我國政府在施政中的功績吧……這些國家大事不是你們應當參與的。”
可是，正是此人在十多年前曾發誓，“只要我認為符合美國人民的利益，我就要經常地大聲疾呼”。正是這個聲音加入到了有關“我們的經濟戰線”、我們的生活水準可能降到“最普通的水平”、“國家通貨的價值和私人所得日益減少”等等諸如此類問題的公開辯論之中。可以肯定，在他奉勸自己的年輕聽眾敬而遠之、切勿涉足的“國內外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中，諸如此類的問題是其中的核心問題。
那麼，他在指出軍官不應涉政時是不是把自己作為一種例外情況看待了呢？是不是由於這些年來有了冷靜地進行反省的機會而使他的思想發生變化了呢？或者，他是否確實象詹姆斯·賴斯頓一九五O年指出的那樣，是“一個天生的唯我獨尊、對自己的判斷過於自信的人”呢？
與久負盛名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不能相比的我們今天這些不出名的小人物以及明天的無數其他無名之輩，必須繼續根據歷史的事實耐心地探求偉大人物的是非功過。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望人類的命運得到改變，才能指望避免或減輕人類的災難。麥克阿瑟的事例有許許多多值得研究的東西。但是，我們必須肯定，從這件事應該汲取的一個重要教訓，是軍政當局之間應建立這種新的正常關係。
如果在麥克阿瑟一再拒不執行指示之後，在將軍對批准透過的方針、政策公開製造輿論、表示不滿之後，總統還不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那總統本人就要犯翫忽職守的錯誤。就連麥克阿瑟早先也曾說過，作為一個總統，把自己的職權交給任何一個下級（例如麥克阿瑟本人）都“不能算是委託，而是放棄責任”。我們感到欣慰的是總統並沒有這樣做。
甚至在今天還有人提出許多關於朝鮮戰爭的打法、關於實現停火應採取的手段等其他問題。這是一些與我們當前在亞洲面臨的困難有明顯聯絡的問題。譬如：難道真的只有在停戰與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嗎？對我軍加入戰爭的規模加以限制的戰略是正確的戰略嗎？我們未能使用包括原子彈在內的全部力量對中國人的干預作出反應，是否應歸咎於毫無根據的恐懼心理？我們的子孫後代今後是否會被迫為這種悲劇性的讓步付出代價？
停戰談判是不是隻是共產黨人把我們眼看就要到手的勝利果實搶走的一個花招？其中的一些問題將有待歷史來作出判斷。不論我們如何認真嚴肅地搜尋古今某些相似的事例，我們都不可能準確地預言，如果不是作出了過去那種選擇而是作出了別的什麼選擇，我們會得到何種結局。
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今日的某些誤解是由於情況瞭解不夠造成的，某些所謂朝鮮戰爭的“教訓”總結得並不正確。我十分尊重許多人看問題的出發點和愛國主義精神，但我決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他們當真以為朝鮮戰爭是一次軍事、政治和精神上的可恥失敗，以為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採取了不折不扣的姑息態度，喪失了國家的尊嚴。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節中曾說明的那樣，我當時的確很清楚：第8集團軍的全體官兵深信，他們在一九五一年夏季是能夠向前推進的，至少可以推進到鴨綠江西部流域，還深信，在聯合國海、空軍支援下，他們能夠在戰術上擊敗任何企圖阻擋第8集團軍前進的中共或北朝鮮地面部隊。但是，正如我曾說過的那樣，如果這樣做，那就只會在我們的軍事史上寫下完全不同的一頁。因為，這樣做，我們可能還得面臨無休止的游擊戰，而且，我們很清楚，南朝鮮地面部隊是無力單獨控制這些地區的。也許，美國人最後將被迫同意在亞洲大陸保持一支龐大的部隊，執行遙遙無期的綏靖任務。無疑，今天還有某些人認為，我們當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