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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從目前看這種事還不大可能發生，而且，這與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是“有可能在這裡發生的”。
為防止出現這類悲劇，我們一定要堅持文官政府在戰時應象在平時一樣掌握制定對外政策的權力。不過，在今天的條件下，由於人們掌握著能夠使世界淪為一片廢墟的武器，軍政目標必須緊密地結合起來，以免由於某些失誤而突然使我們喪失拯救我們許多文明業績的機會。因此，文官當局在確定可達到的目標時，在選擇實現這些目標所使用的手段時，需要與軍事當局密切合作。沒有目標的戰爭是極端危險的；一場只有某些諸如“勝利”、“免遭侵略”、“人民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利”一類模糊目標的戰爭，也是很危險的。這類籠而統之的東西聽起來很響亮，但今天的當局卻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具體面準確地提出我們準備達到的目標以及為達到這一目標打算付出的代價。否則，戰爭的整個指揮權就會在不知不覺之中落到這樣一些人的手中，他們認為只有勝利才是合理的目標，他們從未用全世界人民所理解的乎直明白的語言給勝利一詞下過定義。
從前，軍人的目標常常只是徹底消滅戰場上的敵人，他們無權制定我們力求透過軍事行動來取得的政治目標。
可是，考慮到今天的複雜戰爭，必須給他們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充分的機會，讓他們在我國的最高會議上就文職領導人所考慮的方針政策問題大膽地直抒己見。不過，政策一旦確定，一個格守誓言、忠於職守的軍人要麼應堅決貫徹這種政策，要麼就退出軍隊。
麥克阿瑟將軍則採納了一種與此截然相反的信條。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對馬薩諸塞州法院（州的立法機構）的一次講演中，他試圖說明，一個軍人對自己統帥表示忠誠和服從與對“國家和憲法”表示忠誠這之間是有區別的。
“我發覺，”他說，“存在著一種新的、迄今尚不為人所瞭解的危險看法。這種看法認為，武裝部隊的成員主要應該忠於暫時掌握行政大權的人，而不是他們誓死要保衛的國家及其憲法。再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主張了。再沒有什麼主張更能使人們對武裝部隊的忠誠表示懷疑了。”
我們不妨將這段講話與他在被任命為聯合國軍司令時向杖魯門總統所作的保證作一比較。當時，亦即一九五O年七月十一日，他給總統發了如下電文：“我已收到您任命我為聯合國軍司令的通知——我謹再次向您保證：我本人對您絕對忠誠（著重號為作者所加），對您為爭取世界和平與親善所進行的卓越鬥爭我將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希望自己不會辜負您的信任和期望。”
使我驚訝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正是將軍本人採取了一種“迄今尚不為人所瞭解的看法，”一種不僅與文官政府的而且與武裝部隊的最基本的傳統格格不入的看法。陸軍軍官們立誓要捍衛的國家憲法沒有任何關於忠於某個人的內容，倒是在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我國人民支援文職政府擁有統帥權的決心。憲法規定，總統為武裝部隊總司令，總統應在考慮參議院的建議並徵得參議院的同意之後任命各軍種的所有軍官。每個軍官在接受任命時都規定要服從總統或其繼任者的命令，而決不要求對總統個人表示效忠。憲法絲毫也沒有暗示過，除“那些暫時掌握行政大極的人”之外，還允許有什麼部門或個人行使授予總統的權力和職責。可是，麥克阿瑟將軍及其追隨者們似乎就是這麼幹的。
由文官政府掌握統帥權的傳統長期以來一直深深地植根於我們的政治生活之中，以至於連最狡猾的詭辯家對此也無可挑剔。由憲法賦予美國總統的這種巨大無比的權力伴隨著中種相應的責任。在今天這個時代，由於我們手中掌握著一種能在一瞬間使數億人消亡、數億人無家可歸和貧困落魄的武器，因而這種責任十分令人敬畏。可是，責任不同於權力，它不能委託給其他的個人，不論此人是穿軍裝的還是不穿軍裝的。有關我們武裝力量的許多決定，如它的編成、維持、部署、任務等等，其中任何一個決定都可能給人類的未來帶來重大影響。允許任何人面卻不允許我們當選的最高領導人制定這類決策，這種理論還真是一種聞所未聞的嶄新理論。它帶有極大的無法預料的危險。
不管某些公眾對麥克阿瑟的行為是如何地遷就，我們軍官團要求每個成員遵循的原則，卻是不允許象將軍在波士頓州議會會堂中發言時那樣將忠誠置於一個錯誤的位置上。在軍隊，職責這個概念現在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面服從合法當局的領導則是履行職責的起碼要求。徵何一個軍人，不論是小兵還是五星上將，都無權擅自判斷一項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