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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停戰本身，我堅信（正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一期《新聞週刊》雜誌所記載的那樣），共產黨領導人實際上很希望停戰，而且五角大樓也同意我的這種看法。地面戰爭從六月份開始就處於一種相持狀態。雙方都以遠遠超出軍事需要的代價沿靜止不變的戰線保持著龐大的軍隊集團。雙方都面臨一種很簡單的選擇：或者決心擴大戰爭，或者設法停戰。我已經談過本人的如下看法，即向鴨綠江發動進攻可能要付出很大的傷亡，而軍事上卻又得不到多少好處。中國人無意把戰爭擴大到其他地區，也不希望他們自己的國土遭受我空、海軍的轟炸、炮擊。很明顯，停戰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
事實證明，停戰談判是極其困難的。但是，我內心始終堅信，除進行談判之外，再無其他合理的辦法。武裝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趕走。我軍牢牢地佔領和控制了一個更有利的防禦地帶，這個防禦地帶大部分處於三八線的北朝鮮一方，而不是南朝鮮一方。不錯，在經過數次談判之後，停戰協定即將簽字之際，中國曾發動過一次強大的攻勢。但是，它根本不象某些人所指責的那樣是這場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攻勢。這次攻勢只不過佔領了幾個警戒陣地和一些沒有多大戰略價值的地區。而且，所有這些地方都完全位於三八線以北。這次攻勢只不過是敵人最後的一次徒勞的嘗試，旨在將我們推向一道比較難以防守的停戰線上，以某種所謂的“勝利”來結束這場戰爭。我們牢牢地守住了堅固的防線，而沒有采取有人提出的直接打擊中國的對策。鑑於上述所有情況，加之中國人也希望停止戰爭，難道這還不是進行談判、停止戰爭的時機嗎？
我們是否應該參加談判姑且不談，有一個情況是肯定的，即從華盛頓發出的許多指示增加了我們整個談判的困難，並且大大推遲了最後協定的達成。這類指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亂我談判代表的計劃，使他們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產黨尊重的那種有力的支援。有這樣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堅持要在停戰條款中寫進禁止修建新機場和修復老機場的內容之後，華盛頓還指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作出讓步。當時，由於我們的轟炸，在整個北朝鮮已經不存在一個可供作戰使用的機場了。如果沒有上述限制，共產黨人就能夠將其戰鬥機從滿洲調至北朝鮮（停戰協定一簽定，他們立即就這樣做了）。這樣，他們便能打擊南朝鮮的深遠後方。華盛頓的這一命令實在讓人有苦難言。
華盛頓還命令我們改變自己的如下立場（其理由是蘇聯沒有參戰），即反對蘇聯象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國家一樣作為中立國監督委員會成員的立常這場戰爭是蘇聯慫恿、挑起的，對方作戰的坦克、飛機、大炮也是由蘇聯提供的。把這樣一個國家也算成是中立國實在是天下奇聞，因此我們竭力反對將其作為中立國監督委員會的成員。可是，華盛頓命令我們僅僅把蘇聯與朝鮮有一條共同邊界作為反對其擔任監督委員會成員國的理由。這個態度上的變化肯定會使共產黨覺得我們承認了自己的軟弱無力。
另外，我並不認為由於舉行停戰談判就使我國人民喪失了什麼尊嚴。我不相信我們國家的獨立遭到了任何損害，也不相信深深紮根於我們心中的道德觀念、對上帝的信仰和為公理的最後勝利而獻身的精神已淡漠下來。
五十年前，曾經出現過這樣一個時期（許多人對這個時期至今仍記憶猶新）：在一個國家明確表示採取一項方針之後，即使軍隊土崩瓦解，人們也不考慮進行談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尼維爾之戰和其後十月份陸軍元帥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揮的法蘭德之戰，使得千千萬萬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健兒們屍骨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不管為了何種原因，獲得何種好處，付出這樣慘重的犧牲是否值得，歷史肯定是要提出疑問的。這種極其重大的損失當時確曾使某些政界人物的頭腦變得清醒起來。但是，那一年雖然有進行談判的好機會，他們卻缺乏應有的眼光和勇氣採取其他合適的步驟，而繼續在那裡追求所謂“勝利”。結果，形成了軍事上的相持局面，雙方的鮮血幾乎流失殆荊其實，稍有頭腦的人在當時都會採取行動停止這場戰爭的。
勞埃德·喬治在視察前線之後說：“如果人民真能瞭解到實情，那麼戰爭明天就會停止。可是，他們自然不瞭解也不可能瞭解實際情況。記者們是不會報道的，新聞檢查也不會讓真相透露出來。戰場的情況令人毛骨悚然，是人們精神上所不能忍受的。我感到我再也不能繼續幹這種流血的買賣了。”（引自利昂。沃爾夫所著《在法蘭德戰撤一書。——作者）可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