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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魄力的思想，不能從大的環境看問題，常被勝利後的假象所矇蔽。從這個角度看《等等靈魂》，揭露的深刻，而富有寓意，可以說是“中國商界病相報告”。
全球化、商業化正在成為時代的標誌，而由此引出的靈魂走失、價值錯位等現象是值得警惕的，是我們在商業化程序中應反思的，李佩甫對此不僅給予關注，更是將它上升到應有的高度，這正如印第安人說的那樣：別走得太快，等一等靈魂。讓漂泊的靈魂迴歸，我們才會在商業中找回自我。
別走太快，等等靈魂
文/胡傳吉
在2007年來臨之前，有媒體以嘲弄的姿態報道了這樣一個場景：一群法國人在當地時間2006年12月31日晚在西部城市南特舉行遊行，高呼“不要2007”，新年到來，他們抗議，媒體稱那只是因為法國佬愛說“不”。就這麼簡單嗎？我不認同。那些略顯滑稽的動作，那些微弱的聲音，也許正是對“快”與“進”的理性逆反。信奉進化論的樂觀主義者，從來只會對速度歡呼，不會對時間發出疑問，他們在歡呼的時候，是否會想到，“快進”已左右了我們的生活節奏，對物質的慾望已經篡改了我們的生活倫理，現代焦慮與現代頹廢正在物質的豐饒大地上肆意瘋長。
對“快進”有足夠警惕的當代作家，不算多，李佩甫的長篇小說《等等靈魂》隱晦而準確地把握了“快進”對具體生活的傷害。
《等等靈魂》以奇特的構思進入了時間與時序的悖論，這是一個關於物質與靈魂分野的故事，但它並非由物質起步，作者由時間講起。轉業軍人任秋風是一個極度講究時速的能人，“十點三十三分是他作為軍人的時間，這個時間比地球轉動的時間快了三分鐘。在部隊十二年間，他就是靠這有意撥快的三分鐘，從一個士兵幹到副團職的”，趕時間的任秋風趕上了妻子背叛他的場面，這一難堪而猥瑣的場面，沒有讓任秋風停下腳步，反而促使他加速走向商場職場，他選用物質的強大力量去扳回他的雄性尊嚴，妻子的越軌、妻子的過錯，當然是最合適的理由，它足以完全擺脫自己九年僅回八次家的“過錯”。
按功利主義小說的邏輯，有這樣一個極具戲劇色彩的人生轉折，任秋風的後續人生必定是復仇雪恨、跌宕起伏、大快人心，但李佩甫避開了小說情節式的邏輯講述，而是選擇了仇恨的內在邏輯，仇恨的發條一旦上緊，事態必然向復仇的反面進發，復仇與慾望捆綁上陣，復仇收不住慾望，慾望也止不住復仇。可是，這絕對不是關於復仇的故事，它是慾望無法扭轉的故事。生活的轉向，早就從任秋風轉業的那一天開始了；生活的“倒閉”，並非那個斬斷他資金鍊的摩天大樓，魔鬼在他內心種下的種子，是“無法原諒”的心魔，是永不消停的索取。
李佩甫也許是為了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他在任秋風的周圍安置了四個女性，妻子苗青青，以及紅顏江雪、上官雲霓、陶小桃。在這略帶桃色的曖昧氛圍中，錯綜複雜的男女關係成為印證人性淪陷的關係網，那個極度講究時速的能人，最終倒在時速所佈下的天羅地網中，資本從來都自帶懲罰的功能，資本節制了速度的無節制。
李佩甫以冷靜節制、遠離油滑的語言，精確描述了在“快進”節奏中，人與人之間的生硬排斥、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傾軋，全國“勞模”李尚枝的悲慘遭遇是“快進”悲劇最強有力的證詞；李佩甫選擇了極其戲劇化的方式，以個人命運說服大時代命運之不可逆轉，李尚枝相信了“公家”，但“公家”並沒有為她帶來恆久的幸福與安穩，她的四周都是牆，最後，她倒在人牆下，無論是從身體還是從靈魂出發，李尚枝都是被剝奪的人。當然，我們也能從某些不太嚴謹的小說細節中看出，作者以相對理想化的方式想象了種種商場博殺、人性互碾，或許，那出於作家本身的人文情懷，因為，他試圖把那些“狠”的事物軟化以緩和讀與寫的殘酷，而又把那些看似柔弱的事物堅硬化，以加大生命的堅韌度，我猜想，在狠與忍之間如何取捨，是作家內心的矛盾所在。
也許作者想說的是，在肉體與靈魂分隔越來越快越來越遠的年代，有必要像印第安人那樣，說一聲，“別走太快，等一等靈魂”。確實，我們走得太快，靈魂的步子已跟不上，肉體出現了意外，活著已不足夠贖罪。
但是，“一種絕望從哪裡誕生，一種希望也要從哪裡準備出來”（謝有順語），什麼力量才能護送我們走過時序無法避開的人心破敗？什麼力量才有可能暗地保證我們在經濟速食的慾海中劫後重生？李佩甫最後說到了愛——陶小桃、上官雲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