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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擔休息時,我問他挑的什麼?一邊是水泥,一邊是食品,旅客要消費的咖啡可樂等等。他早晨四點出門,騎一小時車趕到入山口,開始他一天苦力的腳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過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黃昏時爬到山頂,放下扁擔,快步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時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資就沒著落了。他的肩膀被扁擔壓出兩道深溝。挑的東西有多重?九十公斤。他笑笑。一天掙多少錢?三十塊。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塊錢是三歐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夠你買三球冰淇淋。到了山頂旅館,我發現,一杯咖啡是二十元。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個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難呢?這些思慮、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對於享受和物質,總帶著幾分懷疑的距離。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龍吃飯,在街角突然聽見菲力普說,
“快看!”他指的是這樣一個鏡頭: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彎身在一個大垃圾桶裡找東西,她的整個上半身埋在垃圾桶裡;剛好一輛 Rolls Royce開過來,成為背景。菲力普來不及取出相機,豪華車就開走了,老婦人抬起頭來,她有一隻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發達社會中貧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個孩子之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中。我很喜歡香港,但是它的貧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裡,令我難受。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我不能給那個瞎了一隻眼的老媽媽任何東西,因為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麼我能做什麼呢?
我寫文章,希望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