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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消費理念以及消費活動是整個人類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滲透在人們生活的各個層面，與整個人類社會生活的背景密切相關，社會的倫理風尚、道德規範體系對於人們消費觀念有極大的影響力。信用卡的不同使用也能體現人的消費理念的不同。合理使用信用卡，遵照信用規則消費，養成良好的消費倫理，則能成為信用卡真正的主人。反之，過度消費，超過自己的信用底線，盲目追求奢華，使自己的消費倫理觀念陷入浮華的表象，則會成為卡的奴隸。
從前文卡奴的種種現象，都可以表明，引發卡奴產生的主要癥結，歸根結底，在於消費理念的問題。缺乏消費倫理道德，養成過度消費的習慣以及觀念是卡奴產生的關鍵。而過度消費不僅僅是一個行為方面的問題，還包括環境影響，心理觀念、市場引導等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卡奴的形成也是由於社會倫理、人的心理等多方面造成的。
在我國古代，“黜奢崇儉”是消費思想的主題。大多思想家總是將節儉歸之於善，將奢侈歸之於惡。中國古代的《左傳》認為：“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司馬光把消費與人的慾望聯絡起來，認為節儉是大德，因為它使人寡慾，一切德行皆從節儉來；而奢侈是大惡，因為它使人多欲，所有惡行都才奢侈發端。先秦思想家墨子認為，節儉是聖人之所為，而淫佚是小人之所為，並斷定“儉節則昌，淫佚則亡”。 他把節儉上升到人格和人的生存發展的高度上，其節儉思想的豐富性、深刻性和嚴厲性，在古代獨樹一幟。
過度消費（2）
在國外，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以前，也有許多思想家把節儉作為持家、立國之本。事實上，很多奢恥無度、過渡消費的君王，最終走向了衰亡。據說羅馬就亡於奢糜之風，中國古代的殷朝也因此而亡。
現代社會，人們的消費特點、消費結構、消費行為等諸方面都與古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量力而出”在大部分人心目中仍是主導思想。20世紀70年代以前，受中國傳統思想以及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影響，許多人的消費觀念是量力而出，誰也不願意揹著債務過日子。比如一個人，只有購買腳踏車的能力，他決不可能借錢去買輛摩托，如果他的積蓄僅僅只能買輛摩托，他的目標也不會盯著小轎車不放。消費觀念巨大的改變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後，先是雙軌制，繼爾盛行市場經濟，而這種經濟的驅動力只有一條，那就是逐利。當“十億人民九億商”的時候，革命的意識形態曾經要求人民做到的“艱苦奮鬥”漸漸被視為可笑的事情。
到了90年代，超前消費的觀念越來越時髦，似乎不知道超前消費就是“土老冒”的代名詞，就是不懂得享受生活的落伍分子。特別是進入21世紀，人們的消費觀念一夜之間進一步發生了巨大的“革命”。隨著中國成為一些世界頂級奢侈品最大的消費國，人們對奢糜的貪戀乃至它在實際生活中達到的程度，也達到了令人歎為觀止的程度，這與幾十年前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這時候，一個人如果住著平房，也許他就會想著要買套樓房，當一個人住著樓房，他也許又會仰慕著在別墅裡生活的舒適樣子，這種念頭隨著大潮雨後春筍般產生，他們即使借錢貸款也不會放棄自己的目標。即使是普通的工薪階層，也敢身穿著名衣、腳蹬名鞋、手挽名包。超前消費向過度消費邁進了一大步。信用卡的出現，為這些“高目標、高追求”者，大開方便之門。而這對於經濟能力有限的人來說，即使超前實現了這些目標，但也無疑是過度消費。我們要清楚信用經濟不是以賺多少作為消費的標準，而是建立在未來可以償還多少的基礎上進行超前消費。
中國上海似乎是這場過度消費的前沿地帶。我們經常能見到在繁華的大上海，公交站臺、地鐵入口，一群群身著迪奧、範思哲、夢特嬌等世界級名牌衣服；肩挎路易·威登包包；手帶勞力士金錶的年輕男孩女孩焦急地等車、擠車的畫面。
他們月收入不過3000…5000元，在消費頗高的上海灘，怎麼能買得這麼幾乎稱得上昂貴的消費品呢？信用卡自然是他們的好幫手。她們會提前刷卡消費幾個月的薪水，去專賣店買一個路易…威登的包，然後拎著這個包去擠公共汽車、搭地鐵，或是走路上下班。
對於生活在上海的外國人來說，他們理解不了這樣的故事。 在他們眼中，買得起路易·威登的人，應該是有房、有車的富豪，有專門的司機接送。這種超前消費的思潮，在中國已經遠遠甚於萌芽這種思潮的西方資本主國家。也違背了思潮產生的本意，成為誇張的、扭曲的、甚至是變態的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