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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張靈甫的從嚴治軍,見過十分極端的兩極評論。
曾經在74軍任職的周更聲撰文說,張靈甫治兵嚴苛,手段暴戾,時常殺一儆百:“他在當師長時(筆者注:應指張後來在第58師任師長時),曾對他的團長劉光宇說:‘明天紀念週,你團裡有幾個(他的慣用術語,就是有幾個要槍殺的官兵)?’劉團長說:‘我團裡沒有。’張靈甫說:‘你們團裡總是沒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幾個出來。’劉也說:‘只有拿我去槍斃吧。’”周更生《國民黨第一補充旅的前前後後》(湖北文史資料2002年11期)
第三節重返豫東(2)
不過,同是張靈甫的部下,也有人稱他平時溫文爾雅,待官兵如子弟。
作家吳強在小說《紅日》裡描寫過這樣一段情節:因崇拜師長而改名的營長張小甫從解放軍的俘虜營歸來,被暴怒的張靈甫打了一頓關起來,他的副官過後去看望張小甫,送去師長關照的餅乾食品,安慰說:“他把部下的每個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兒子一樣,這,你也是知道的。”小說的人物情節是虛構的,吳強倒是訪問過整編第74師的俘虜,有沒有一點生活的原型呢?我們來聽一聽親身跟隨過張靈甫的原74軍老人的現身說法。
胡立文老先生,一直居於大陸,現已八十多高齡,精神矍鑠,思路清晰。1938年,他加入第51師,分配到153旅,張靈甫見他是學生出身,字也寫得不錯,就安排他在305團團部當文書。抗戰期間,胡立文一直跟在張靈甫身邊有四年之久,直到張靈甫在第58師師長任上保送他去讀軍需學校,他才離開74軍,抗戰勝利後又回到整編第74師任軍需官。在與他經歷類似的人當中,命運之神似乎對胡立文特別偏愛,孟良崮戰役時,他在後方臨沂,74師覆沒後,重建的74軍在淮海戰役再次覆滅,他又僥倖留在南京沒有參加,並從此脫離了國民黨軍隊,脫下軍裝當了老百姓,靠以前所學的專業知識生活。因此,解放以後他不像一些昔日同仁那樣倒黴,他的歷史問題也沒有給他帶來多大的麻煩,在專業崗位上,他兢兢業業,可謂桃李滿天下,深得領導和同事們的好評,還在50年代就當上了地方上的政協委員。當胡老先生對筆者談起半個多世紀前的老上司,心情頗為複雜:
“他在打戰、軍訓時,確是一位威嚴令官兵敬畏的將軍。部隊總是有紀律的,74軍的軍紀非常嚴格,抗戰的時候,我們與駐地的老百姓關係很好,說不拿一針一線也不算過分的,你做錯事他用軍紀處罰很正常。在平時,他對部下很禮遇,你問他對我這個小兵怎麼樣?我只能說……很好。我到他那裡才十七歲,個子小小的,在他面前像個小孩子,可能我做事也還算伶俐,他很喜歡我,總對我和顏悅色的,從來沒有訓斥過我,有時候還摸摸我的頭,鼓勵我好好幹,像是家裡大人對自家孩子在說話,很和氣的。”2004年8月筆者與胡立文先生的電話訪談及其書面回憶。
張靈甫曾經自我總結教育士兵的經驗說:“說法未必能使頑石點頭,苦心不辭一滴杜鵑之血。”看來除了凶神惡煞般的嚴厲,他也還有對部下耳提面命的耐心。
說白了,這就是胡蘿蔔加大棒,憑著這一套恩威並施,加上以身作則,張靈甫在部下心目中確實樹立起了相當高的個人威望,獲得了官兵們的擁戴。
1938年4月,51師在黃陂接受軍委會校閱,獲得軍委會校閱官的優良考評,305團的成績在閱後評定中,名列全師第一。
抗戰的大局依然在不斷惡化,平靜的休整很快結束。1938年5月初,74軍調入新組建的第一戰區第一兵團序列,該兵團集中於河南東部地區,故又稱豫東兵團。張靈甫隨74軍再上戰場,出征豫東。
二
抗日戰爭打了大半年,中國軍隊以血肉長城苦苦抵擋,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狂言,自己也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中國軍隊的表現,一言以蔽之: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由於早期戰略思想的錯誤,戰術呆板,加之落後乏匱的裝備難以與日軍的強大武力匹敵,機械的國民黨軍在遼闊的戰場上處處被動,攻無實力,守則不固,而日軍在機動能力、兵力編排和戰術指揮上皆優於國民黨軍,因而掌握戰場主動,節節取勝。雖然日本剛在1938年1月11日的御前會議作出決定,軍事上暫時停止擴大在中國的作戰規模,誘使南京政府求和投降,可是在華軍事行動的順利,使得侵華日軍的野心不可遏制地膨脹起來,他們多少有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1938年初,已經攻佔了華北五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