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俘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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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汽車向山下快速行駛時，老韓突然脫下棉衣罩在我身上，對我說：“小張，這邊是懸崖，我決定跳車，死了算了！你要是能生還祖國，請向部隊彙報我的情況，申請個烈士證寄回我家。我家在山西…”我沒等他說完就反過身來緊緊抱住他說：“韓股長，就這麼自殺太不值了，要死也等有機會時咱們奪了敵人的槍，拼它一場賺個本！”我又指著前面山路上幾十輛亮著燈的車隊說：“你看，咱們這麼多的戰士都被俘了！咱們是黨員，是幹部，自己要尋死容易，誰去照顧他們，誰領導他們度過艱難的戰俘生活呢？”他痛苦地低下頭，被我緊抱著的身體劇烈地顫抖起來。

車隊在山谷中急速向南駛去。

“離祖國愈來愈遠了！”我仰望著北方，試圖尋找那顆北極星，但北邊那黝黑的山峰之上仍然密佈著陰霾。

第五章　被俘初期——在水原城郊戰俘轉運站

對付敵人審訊

1951年5月28日傍晚，我們被押送到南朝鮮水原市，下車後集中在一個廣場上。這兒看起來像是一座學校的操場，廣場正中排列了一長串條桌，每個桌子後面都坐著一個穿軍便服的文職人員。我們被逐個叫去受審。審訊我的是一位黃種人，操著廣東味的國語，大概是從臺灣駐南朝鮮大使館臨時借來的翻譯人員吧！

等待被提審時，我就考慮好了對付敵人審訊的原則：決不能損害我軍我黨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軍事機密，但一般情況要如實講。這是因為要爭取敵人的信任來掩護我開展地下鬥爭，而且我們是集體被俘，一般情況敵人是容易搞清楚的。因此對於敵人審問的姓名、年齡、籍貫、文化程度、所在部隊番號等等，我都如實回答了。但是問到職務、政治面目、軍銜、宗教信仰這幾項，我謊報是宣傳隊員、群眾、班級、基督教徒。當敵人問到連隊的裝備情況時，我說自己不是戰鬥人員，不瞭解部隊裝備內容。最後他問到我的團隊的幾位指揮員姓名，我說剛參軍一個來月，都叫不上名字。

“你是宣傳隊員總該知道你的團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

“大家都只稱呼他為張主任。”

這時，他開啟一本英語的《中共部隊情況彙編》，翻到我們軍、師、團那一面，用手指移動著找到團政治處那一欄，然後點了點頭。看到這本《彙編》我大吃一驚：敵人的情報搞得如此精確，我們的領導機關是否瞭解這一情況呢？

那位審訊員揮手讓我上車，我鬆了口氣，這第一次的審訊總算混過去了。

當上“翻譯官”

押送我們的汽車穿過水原市郊野，來到座落在城近郊的戰俘轉運站。這裡的條件比前方臨時收容站要好些，戰俘們能睡在帳篷裡的草墊子上，伙食除了每天兩個大麥米糰子之外，還有一點稀菜湯，湯裡還有幾片魷魚。

下車後，負責押送我們的軍官叫我跟他走。他把我帶到鐵絲網內靠近大門口的一個獨立帳篷裡，對坐在一張桌前的美軍中尉說：“哈羅，克勞斯，我奉布魯克斯上尉之命給你送來一位會英語的中國戰俘，他已被任命擔任翻譯，以便協助你管理中國戰俘。我已不再羨慕你的工作輕鬆了，我今天一次就給你送來近千名中國戰俘，夠你忙活一陣子的哩！”

克勞斯中尉個子不高，棕色面板，灰眼睛。他聽完後對送我來的軍官做了個無可奈何的手勢，站起來對我說：“我正在發愁怎麼讓你的同胞懂得我的手勢。你來了就太好了，你叫什麼名字？”

那位軍官搶著說：“他姓張，是個大學生，還是個基督教徒呢！”接著又對我說：“張，克勞斯中尉是我的好朋友。你不用害怕他，好好替他工作吧！”說完對中尉笑笑轉身走了。

克勞斯中尉讓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又指著帳篷裡的一張行軍床說：“你就睡在這張床上。從現在起你就是我的工作人員，按日內瓦戰俘公約，你應與我們僱用的工作人員享受同等待遇。你的工作是管理你的同胞們吃飯、看病等生活問題。”說完從抽屜裡取出一個工作人員用的袖標讓我戴上。

我向他表示：“謝謝您給予我的優待，但我還是和我的夥伴們住在一起好。”

他說：“這只是為了工作方便，你當然隨時可以去看你的同伴們。”

正說著，一個南朝鮮人進來用很蹩腳的英語問：“中尉先生，運來的戰俘都進了帳篷，吃飯是不是開始？”

中尉點了點頭，隨即將我介紹給他：“樸，張的英語比你好，漢語更不用說了，生活管理就由他負責了，你只負責衛生。”樸斜瞪了我一眼點頭哈腰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