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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媽的排斥、壓制，好不容易解放出來，決不能讓那些當官的再騎在咱們頭上！您在聯隊部，又受到史密斯上尉重用，您得站到我們這邊來。今天請您來，是想邀請您加入我們的組織。”
我把啤酒罐拿在手裡轉了轉，含笑問：“你們的組織叫什麼？”
程立人說：“這個，您若是答應參加，我自然會告訴您！”
我把身子往後靠了靠說：“咱們都是為聯合國軍效勞，參不參加組織只是個形式問題。再說，聯合國軍司令部早就宣佈過禁止在戰俘營內進行任何政治活動，讓史密斯上尉知道我參加了什麼組織反而不好。您說呢？”
這位校長盯著我看了半天說：“張翻譯官，您既然這麼說，我也不勉強您。不過，今天您既然來了，我們還是想聽您一句準話，究竟是不是跟我們站在一起？在關鍵時刻是不是能仰仗您在史密斯上尉跟前替我們說話？”
好傢伙，這是逼著我表態了。我該怎麼應付這群走狗呢？我也盯著他緊張地思考著。
忽見他擺了下頭，立即從外面進來了幾個手提警棍的大個子PG隊員，圍在我身後。我感到心跳加劇，血往頭上湧。
“決不能讓他們看出我心慌！”我告誡著自己，“奴才最害怕的是他的主子。”
於是，我把啤酒罐往桌上重重地一放，說：“程校長，您不會認為美軍是無緣無故地重用我吧！我的情況。您可以去問史密斯上尉，或者向第八軍情報部調查更好！不過，今天承蒙您盛情款待，我也請大家放心，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我心裡很清楚！”說完，我很自然地環視了一圈。
一時他們都愣著說不出話來。然後，由程大麻子帶頭鼓起掌來。
程翹起大拇指說：“張翻譯官，有您這句話就行了。來，來，喝酒，喝酒，吃菜，吃菜！”
我把剩下的啤酒喝完說：“對不起！我得回聯隊部了，免得史密斯上尉有事找不著我！”
“好，好，招待不周，張翻譯官，多多包涵。”程說完話，指揮這群奴才恭恭敬敬地送我出門。
我走出“學校”大門，迎著清涼的海風，不禁長長地舒了口氣。
奪旗之戰
隨著美方在板門店和平談判中提出所謂“根據戰俘志願進行遣返”的無理建議，造成停戰談判的僵持之後，戰俘集中營內雙方的鬥爭也急劇尖銳起來。叛徒們一方面極力發展反共抗俄同盟等反動組織，一方面利用其控制的聯隊警備隊的執法權利，在集中營內不斷製造事端，向我們控制的幾個大隊挑釁，毆打我們的人，製造白色恐怖。
我把從美軍《星條報》上看到的有關和談的訊息告訴了金甫。我們決定開展以反背叛、爭取回歸祖國為宗旨的鬥爭，在群眾中大力進行秘密宣傳和發展地下鬥爭組織，並把分散的、自發的地下黨、團和愛國組織逐步聯絡起來，形成統一的力量。
我所在的軍被俘的人最多，其中相當多的新戰士是四川人，不少還是從成都戰役中起義的國民黨95軍合編過來的，在舊軍隊中多半參加過袍哥組織。這些新戰士雖然接受我黨、我軍教育的時間很短，但大都有愛國心，講義氣，被俘後也不像有些黨員、幹部那樣，因怕暴露身份而顧慮重重。他們對叛徒們剋扣糧食、副食，故意派不順從他們的人乾重活、髒活和隨意打罵人的做法也敢於反抗。他們中有的人在反虐待、反迫害的鬥爭中自發地團結在一起，成立了類似袍哥的“弟兄會”組織。我們一些地下黨團組織則因勢利導地積極爭取弟兄會組織投入反叛徒控制和反背叛祖國的鬥爭。
為了對抗聯隊警備隊的挑釁，在我們所控制的幾個大隊都由弟兄會成員來組成自己的“大隊警備隊”，形成了自己的武裝力量。
這樣一來，集中營的氣氛更為緊張，大有劍拔弩張之勢。
1951年10月9日下午，金甫叫人找我到一大隊去開會，我去後見到了一大隊的時佔魁、四大隊副大隊長曹明和衛生員鍾俊華等我已經比較熟悉的地下組織負責人，還見到十來個不大熟悉的同志，其中有四大隊警備隊長陳昆、五大隊警備隊長陳其武等同志。
金甫主持會議說：“因為形勢緊迫，只好把各大隊地下組織的負責人都找在一起，開個緊急會議，先請李志虹同志介紹情況。”
小李是我們秘密打入聯隊警備隊的自己人。他報告瞭如下情況：
當天中午，他們警備隊長周演達召集了緊急會議。這個剛從東京受訓回來的隊長在會上先拿出一個包袱，讓大家猜包裡是什麼東西。大夥猜不出，他就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