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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九點鐘左右，我看見兩個狗腿子押著一個行動艱難的老頭兒走下來了，那樣子有點像趙政委，可又不太像，等走到跟前再仔細一看，原來真是我們團的趙政委！
狗腿子們先向我點頭哈腰地打招呼：“大隊長，您在這兒看病哪？”
“這是誰？還麻煩你們送來看病！”
一個狗腿子說：“嘿，是條大魚！”
“什麼病？”
“他今天一早就喊肚子痛，盡往廁所跑，看來是吃多了，哈哈！”
“好吧，你們在外面歇會兒，我帶他進去看看是真病還是假病！”說完扔給他們一人一支泰勒上尉送給我的“金駱駝”牌美國香菸。
我把趙政委引進了醫務室，又領進用白布簾隔開的檢查間。當只有我們兩人在一起時，我轉過身來緊緊地用雙手握住了趙政委的手，看著他變得十分蒼老衰弱的臉，我心裡說：“我的政委，你受苦了！”在敵人集中營內重逢的痛苦和對我的團黨委書記的擔心與思念，使我不禁流下淚來。政委的眼睛也溼潤了。
我們好一陣相對無言。我擦乾淚低聲說：“政委，這裡不是談話的地方，我先送您到傷病戰俘集中營去養傷治病，我會去看您的。”於是我把他引到崔成哲醫生桌前。
崔大夫見我領了“病人”來便會意地點點頭，仔細地“檢查”了一番，然後按我們事先的約定在診斷書上寫了“病毒性痢疾”的診斷。在他報告了泰勒上尉之後，特別害怕傳染病的泰勒立即搖電話要救護車把趙政委送進了傷病戰俘集中營。在那裡，中朝難友們經過共同艱苦鬥爭，已經迫使壞蛋們請求“病癒出院”，從而掌握了營內管理權。趙政委總算暫時擺脫了叛徒們的控制與迫害。
過了幾天，我帶著掏糞隊來到傷病戰俘第三收容所，見到了趙政委。這時，他已經理了發，換上了病號服，顯得精神多了。
在他的行軍床前，我向他詳細彙報了自己的被俘經過和被俘後兩個月來的情況。最後，我拿出由我起草，方向前、曹友等同志共同研究了的愛國主義小組的章程向他請示。
政委看了很高興。他深沉地看著我說：“敵人可以俘虜我們的肉體，卻奪不走我們的革命精神，我相信咱們部隊的大多數戰士和絕大多數黨員不會叛變。看到你們這些年輕人這麼主動積極地跟敵人鬥，和叛徒鬥，我的信心更足了。你們就堅決地幹吧！我支援你們！”然後就一些具體鬥爭策略給我做了詳盡的指示和建議。
我是多麼激動呵！不管怎麼說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依靠。以後，我就經常自己帶隊去傷病戰俘第三收容所掏糞了。
使我十分高興的是我在第三收容所還碰到了鬧胃病住院的姜瑞溥，我的第一個愛國主義小組成員，剛兩個來月沒見他，他似乎一下變成大人了。他告訴我他在第三收容所已經發展了兩名小組成員，告訴我在各個傷病戰俘收容所裡，中國戰俘表現都不錯，特別是我們師的連級幹部李喜爾和韓子建挖地道出去和游擊隊聯絡，被鬼子抓回來毒打都沒有屈服。我聽了很高興，要他好好向這些黨員幹部學習，並告訴他我的團政委已來到這個收容所。隨後，我立即領著他去見了政委，請政委直接領導他鬥爭。
女難友
七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午休，泰勒到大隊部帳篷裡來喊我：“快起來，張，你們的一個女兵送來了，趕快去替她登記卡片。”我一翻身爬起來急忙跟他走出去。走到半路，他又停下來說：“等一等，你去叫布朗少尉，從我的日供應餐裡給你一個罐頭帶來，你該好好招待一下你的女同胞哩！”於是我跑到布朗住的辦公室拿了一筒罐頭就向泰勒的辦公室趕去。
一進門果然靠桌子站著個姑娘，頂多有十六七歲，儘管穿著一身志願軍的男軍裝，也沒有長髮露在軍帽的外面，卻掩蓋不住她少女的窈窕身姿。這又是一件讓人痛心的事！我難以想象單獨一個女同志怎麼度過戰俘營裡艱難而又陰暗的日子！
我把土豆牛肉罐頭開啟，泰勒又親自衝了杯煉乳放進一塊方糖，一齊送到她跟前。我親切他說：“你先坐下吃點東西吧！”她看看我，坐下來急切地吞食。等她吃完，我一邊問她一邊替她填寫戰俘登記卡。原來她叫小丫，16歲，四川人，是我師衛生隊的護士。我問她怎麼剛被俘？她告訴我她病了，沒跟上突圍隊伍，5月底就躺在擔架上被俘了。好在她頭髮已剪得很短，又穿著男軍裝、敵人沒看出她是女孩子，在前方醫院裡病好後就女扮男裝幫助照看傷病戰俘兩個月。後來還是被敵人發現是女的，就被送來了。
“和你起被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