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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不大願意談他自己。
我繞了不少圈子才從他口裡瞭解到，1944年他16歲時，高中沒畢業就從上海跑到新四軍東江支隊去參軍抗日，成了他所在部隊裡的“大知識分子”。那時部隊文化水平低，很重視知識分子。他較快地被培養成了一名政治工作幹部，他是全軍提升最快的最年輕的教導員，因而被戰友們稱作“小老兵”。他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烈火中鍛煉出來的，是人民軍隊培養出來的，但他本人的品質也起了決定性作用。
非常令我痛心的是：老孫是在我軍打勝仗時被俘的。當時我們幾個軍把美軍圍困在長津湖，他的營負責在袋形包圍圈的南面堵口子，不讓敵人突圍南竄。連續幾天的戰鬥，喝不上水，吃冰雪，飯送不上來只好啃凍士豆。他的幾個腳趾頭凍得壞死了。當時部隊通訊工具很差，戰場形勢變化又快，他是在跛著腿去檢查一個應該由我軍扼守的陣地時，進入那個已變成敵人營地的陣地時，被敵人哨兵攔腰抱住活捉了。
聽完了老孫的沉重回億，我躺在他身邊更加睡不著了：“他要是不被俘，現在肯定還在意氣風發地指揮著部隊戰鬥呢！多麼可惜，他為這場戰爭付了多麼大的代價啊！”
又一個沒有春天的新年
1953的新年，是在那呼嘯著從北方越過大海撲向巨濟島的凜烈寒風中來到戰犯戰俘營的。
這天，根據我們代表團傳下去的建議，全體“戰犯”舉行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