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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請託雷把球依次給其他各分號的難友們玩。他同意了。
從此，“戰犯”集中營反而有了運動場上的歡笑聲。只是我們這個小號內仍然氣氛沉悶。我們知道，如果敵人要扣留人質，我們首先難以倖免！
我不知道怎樣來描述當時我們的心情，很難找出合適的詞句能恰當地說明那種可望而不可及的難熬心情，因為我們所企望的不是一般的利益，而是自由和尊嚴，是新的生命！
到了8月中旬，託雷來告訴我們好訊息：“和談雙方達成了交換雙方‘戰犯’的協議，你們可以回國了！”我們心上的一塊大石頭落地了，我們也更急切地盼著回國了！
結束“戰犯”生活
8月底的一天，託雷上尉來到我們住的帳篷對我說：“你和孫少校拿上行李出來吧，車在門外等著送你們走。”
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看著他！
他又重述了一遍。這次我明白他所說的話了，一下子從床上跳了起來，又轉身去拉老孫。
老孫顯然也聽懂了託雷的話，他坐起來要我問一問託雷為什麼只送我們兩人？朝鮮戰友們何時走？
我問了託雷，他回答說：“先送你們回到你們的同胞中去，好一起回國。他們當然也快了。”
於是，所有的朝鮮戰友都過來搶著為我們收拾行李，一床軍毯，一條毛巾，一把牙刷，一個飯盒，一雙筷子。看著他們那種難捨難分的樣子，我們那種即將回國的歡樂情緒又被離愁沖淡了。
從1952年5月7日談判代表團成立到今天，我們在一起整整度過了15個月，而這又是什麼樣的15個月啊！
我們和朝鮮戰友們一一擁抱告別。老阿爸爺抱著我哭出了聲，說：“我等著你們將來從中國重訪朝鮮時再見！但你們要早點來啊，要不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我也哭著對他說：“阿爸爺，我永遠不會忘記您給我講的故事，也永遠不會忘記您！我一定要爭取早一點重訪朝鮮去看望您，您的家鄉地址我已經牢記在心上了！”
我那時當然不會知道別後三十多年，我一直沒有可能去訪問他那坐落在美麗的金剛山腳下的家！如今阿爸爺還健在嗎？
和戰友們重逢
當天，我和老孫被押送到一個緊靠港口的鐵絲網內，這兒顯然是專為這幾個月來押送戰俘上船回國臨時修建的轉達站。
到了那裡，我和老孫又分別被送往戰士隊和軍官隊。我們還沒來得及說一句就被分開了。等我扭過身去看他時，只見到他向我擺了一下手就被押進另一個圍著鐵絲網的小營門。
我在戰士隊見到坐著整整一帳篷的在濟州島被判為“戰犯”的戰友們。他們都是在歷次鬥爭中被敵人抓出來的“領頭暴亂分子”，其中有不少原來“71”戰士隊的戰友們。
大家一見我進來都驚異地站起來。接著是一陣歡呼：“張翻譯回來了！”大家圍過來和我握手，拍肩！我高興得說不出話來，眼淚也止不住流了下來。整整15個月的相互思念、擔心，匯總在一起無法用語言表達了！
我在人群中看見了馬興旺營長，他正站在後面微笑地望著我。我擠過去緊緊握住他的手問：“您怎麼沒分在軍官隊？”他說：“我自一被俘就說我是炊事員，登卡片時也報的是戰士，現在看來要遣返了，仍然是按戰俘卡片來區分軍官和戰士的。”
我問：“剛才大家是在開會麼？”他告訴我大家正在研究怎樣向敵人提出要求，讓我們去會見咱們的紅十字會代表，以便有機會向祖國親人控訴敵人的罪行。
我驚喜地問：“咱們祖國的紅十字會代表真到巨濟島來了麼？”
“這是我們的估計。因為剛才站崗的美軍扔了一包中華牌香菸進來，大家分析這包煙是我們的代表帶到島上來的！大家正議論找誰去跟美軍談判呢，你回來得正是時候！”
正說著，張達走過來把那包中華脾香菸遞給我說：“你看看，這上面還印有天安門的華表，都捨不得開啟包來抽呢！”
拿著這包來自遙遠祖國、閃著紅色光芒、包裝非常精緻的香菸，聞著它那沁人肺腑的香味，看著它上面“中華牌香菸”幾個親切的中國字和那象徵五千年燦爛文化的玉石華表圖形，我的心和手都在發顫：“中華，中華！兩年多來，我們呼喚過您多少遍哪！”
最後一次鬥爭
我立即根據大家的意見起草了一份《致美軍管理當局》的英文信，信中要求“讓我們立即會見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否則我們將拒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