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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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李德高明多少。他們是知識分子，鍍了層莫斯科馬克思主義的金，而且這層金使他們脫離了真正的中國。他們在莫斯科學到的重要知識是如何進行官僚主義派別鬥爭。而毛澤東和他的實幹家們卻大都受過戰爭的考驗，到過山區、農村，和農民共同生活過。他們當中許多人都和毛澤東一樣出身於農民家庭，瞭解中國，儘管他們不能隨時恰當地引用馬克思、列寧的辯證法語錄。他們目前沒有掌握實權，還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態的發展。而毛澤東在作為一個革命者和共產主義者的生涯中，很長時期來一直是個局外人。現在，他開始意識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就要開始了。

第六章　計謀

起初，紅軍都是在夜間行軍。白天，戰士們不是躺在樟樹的樹蔭下就是蜷曲在榿樹叢中睡大覺。行軍時他們盡揀小路走。贛南和毗鄰的廣東都沒有公路，即使有，紅軍也要儘量設法避開。紅軍是悄悄地撤出根據地的，各部隊的政委後來在對戰士們講話時，還說這次“重大行動”，沒有任何跡象被敵人察覺。

夜間行軍倒也並不枯燥。正如一位紅軍幹部告訴史沫特萊的那佯：“如果皓月當空，輕風拂面，夜行軍也是很愜意的事。要是附近沒有敵軍。各個連隊之間還要拉歌呢：”在長征初，紅軍周圍往往沒有重大敵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潔，微風徐徐的好天氣。

當月亮被雲遮住，部隊就要燃起火把行軍。這種火把通常是一束劈開後又捆紮起來的竹子。有時還用松枝，還有盛滿了煤油的竹筒。這時，無論是從山腳下仰視，還是從山崖俯視這條忽隱忽現、逶迤盤旋的火龍，那都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但是，行軍並不都是那麼輕鬆美妙的。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戰士們有時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條子，好讓後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來。有時在危險的小山路上夜行軍，後面的同志要將雙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離那條狹窄的小道。這些小道經常是很滑的，如果一個人摔倒了，後面跟著的一班人也會摔倒，搞不好，有時還會從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來說，紅軍戰士都有著非常明確的奮鬥目標。宣傳隊又為他們加油打氣。幹什麼，怎麼幹，為什麼這樣幹，都有人告訴他們。但在長征初期卻沒有這樣做。張盛繼是在家鄉江西興國模範縣參加紅軍的。那是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五歲。二年以後離開蘇區。整個長征他都在作戰。他記得一九三四年九月，他所在的部隊仍駐在興國，有一天，他看見兩架國民黨飛機在空中相撞，一團火球墜落在地。場面驚心動魄。一週以後，他所在部隊奉命轉移。他們為的是去湖南建立一個新根據地。五十年後，這位六十八歲、相貌堂堂的老戰士回憶道：“當時我們對紅軍的困境一無所知。大家的情緒還是那麼高昂，不知道後來要走那麼遠的路。一個晚上趕五十英里路。奪下三座縣城，要是情緒不高那是幹不了的。”另一位江西人叫彭海清，是個七十五歲蓄著短鬚的小個子。風溼病使他半癱了，他也說，部隊並不瞭解紅軍正在節節敗退，也不知道正在進行長征。彭是二軍團的戰士，經歷了蔣介石發動的所有圍剿，廣昌戰役是他一生中所經歷的最激烈的戰鬥，但他不知道這一位紅軍打輸了。至於長征，“我們還矇在鼓裡呢。”

宣傳鼓動在過去的戰鬥中是那樣有效地幫助了紅軍；而現在如果仍舊進行這樣的宣傳鼓動的話，就會產生對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團”指揮失誤的激烈反感。

突圍的紅軍擺出了奇怪的陣型。“獨眼龍”劉伯承把這一隊形比作皇帝的轎子。兩個縱隊分別由一、三軍團打頭陣，組成一個矩形的方陣，方陣的中間行進著總部各縱隊和五千名挑著各種行李輜重的挑夫。

紅軍的指揮系統是複雜的。在李德、博古和周恩來“三人團”的中央軍委之下有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總參謀長劉伯承。

行進在方陣中間的兩個縱隊，其一是軍委第一縱隊，由後來的紅軍領導人並擔任多年國防部長職務的葉劍英指揮；其二是軍委第二縱隊，由羅邁（李維漢）率領。羅邁的副手是共產黨的保衛局長鄧發。

長征開始前，每個單位都有一個代號。軍委第一縱隊的代號是“紅安”；第二縱隊叫“紅章”；一軍團叫“南昌”；三軍團叫“福州”。

軍委第一縱隊下分四個梯隊，第一梯隊裡有最高指揮部的成員——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和劉伯承。這個梯隊的負責人是彭雪楓。第二梯隊基本上是後勤部隊。第二梯隊有工程營、炮兵部隊和野戰醫院。第四梯隊則是幹部團，陳庚和宋任窮分別擔任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