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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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左腿上打著石膏。這時他正伸著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動靜，顯然發生了什麼情況，紅軍要採取新的行動了。但還沒有人告訴他。一個護士從他的門前走過，他喊住她：“出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首長。”護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說，“沒有人告訴我們。”

這個病人就是有名的陳毅。他無奈地罵了一聲，又躺下了。他自六個星期前因臀部槍傷久久不愈而從興國前線被抬到這裡以來，已咒罵了上百次。傷口中不斷髮現碎骨片，而當陳毅要求給予愛克斯光檢查時，醫生卻以種種藉口拒絕了：愛克斯光機出了故障啦，沒有電源啦，電池太弱啦。

陳毅，四川人，當時三十三歲，已是紅軍的一位高階指揮員。他性格開朗，富有幽默感，是個樂天派。然而今天他卻一反常態，變得憂心忡忡、煩躁不安。外邊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卻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輾轉反側，嚴重的傷情使他一籌莫展。

幾分鐘後，那位護士又來了。“首長，有人要見你。”她一邊說，一邊匆忙地拍松他的枕頭，整理一下床單。陳毅的目光越過她的肩頭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來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來。後來，陳毅永遠也忘不了周恩來看望他的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陰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這一天，陳毅才知道了後來成為長征的訊息。

于都是贛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靜的小縣城，人口不到一萬。它不過是一個渡口，一個集市，這個小鎮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這裡是一派安寧富足的景象：天氣很好，白天暖和，夜間涼爽，很少下雨。大多數莊稼都已收割完畢，地裡只剩下晚稻、莽麥和紅薯。青瓦屋頂上晾曬著豆秸和其它東西，有的牽拉在屋簷下。靠院牆放著的紅陶罐裡裝著豆瓣醬。院角堆著綠皮紅籽的苦瓜，桔黃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鮮紅的幹辣椒。農民們都知道，他們的糧食足夠吃到下一季莊稼收穫時節了。但這時的于都卻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氛：紅軍在夏天就徵購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進行不同尋常的擴紅（招募新兵）。收成相當好，人們一年到頭地忙著播種、收割、耙地、插秧，這時本來可以喘口氣了，但又擔心似乎要出什麼事。到底是什麼事，誰也搞不清楚。中秋節已過，家家戶戶門框上貼著的大紅對聯和兇惡嚇人的門神已經有點破舊了。人們希望這些東西能繼續保護他們免遭厄運。

劉英已在於都搞了好幾個星期的擴紅工作了。她只不過是從事這項工作的許多年輕婦女中的一個。劉英今年二十六歲，還不到五英尺高，嬌小得就象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倫·斯諾曾經說她無法想象劉英在長征途中是怎麼沒被大風颳走的？後來，當劉英和黨的高階領導人洛甫結婚時，她自己也這樣說過。劉英的個子雖小，但她具有鋼絲一般堅韌的精神，毛澤東也一直關照著她。一天，毛帶著一名警衛員來到于都的共青團辦事處。他悄悄地要這位小擴紅隊員馬上離開于都，去瑞金贛南中央蘇區總部報到，接受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

“我對他說我離不開，”劉英五十年後回憶道，“我還沒有完成任務，我還沒有完成自己的擴紅定額哩！”

但是毛澤東的態度很堅決，他命令劉英必須回去。劉英雖然困惑不解，但還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兩天，當然，與她不久之後將要踏上的路程相比，這不過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會南昌市中湖畔，矗立著一座高大森嚴的樓房，樓裡有一個身體消瘦、穿著考究的光頭男人。這時他正坐在精美的紅木寫字檯後面，手拿當地國民黨報紙《民國日報》，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接著一絲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過當日的主要訊息，這是有關承建某座鐵路橋合同的事，掠過春藥、婦科良藥和珠寶等雜　亂無章的廣告，然後集中在當日的主要社論上。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雙十節，國民黨政權成立的紀念日。社論的主題是當前面臨的問題。它警告人們：天災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共匪趁機作亂，人們應崇尚仁義道德，戒酒禁舞，為祖國與中華之生存而努力奮鬥。社論又要人們相信，亂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勢正迅速改觀，共匪一年之內即可肅清，他們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繩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報的人輕輕舔了一下嘴唇，對報上的言詞感到滿意。其實，這些話都是在他親自授意下寫的。他，就是蔣介石，四十八歲，此刻他親臨南昌指揮對“赤匪”的“圍剿”。形勢不錯，兩三天後，他調來自己的專機，準備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