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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左腿上打著石膏。這時他正伸著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動靜,顯然發生了什麼情況,紅軍要採取新的行動了。但還沒有人告訴他。一個護士從他的門前走過,他喊住她:“出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首長。”護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說,“沒有人告訴我們。”
這個病人就是有名的陳毅。他無奈地罵了一聲,又躺下了。他自六個星期前因臀部槍傷久久不愈而從興國前線被抬到這裡以來,已咒罵了上百次。傷口中不斷髮現碎骨片,而當陳毅要求給予愛克斯光檢查時,醫生卻以種種藉口拒絕了:愛克斯光機出了故障啦,沒有電源啦,電池太弱啦。
陳毅,四川人,當時三十三歲,已是紅軍的一位高階指揮員。他性格開朗,富有幽默感,是個樂天派。然而今天他卻一反常態,變得憂心忡忡、煩躁不安。外邊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卻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輾轉反側,嚴重的傷情使他一籌莫展。
幾分鐘後,那位護士又來了。“首長,有人要見你。”她一邊說,一邊匆忙地拍松他的枕頭,整理一下床單。陳毅的目光越過她的肩頭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來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來。後來,陳毅永遠也忘不了周恩來看望他的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陰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這一天,陳毅才知道了後來成為長征的訊息。
于都是贛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靜的小縣城,人口不到一萬。它不過是一個渡口,一個集市,這個小鎮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這裡是一派安寧富足的景象:天氣很好,白天暖和,夜間涼爽,很少下雨。大多數莊稼都已收割完畢,地裡只剩下晚稻、莽麥和紅薯。青瓦屋頂上晾曬著豆秸和其它東西,有的牽拉在屋簷下。靠院牆放著的紅陶罐裡裝著豆瓣醬。院角堆著綠皮紅籽的苦瓜,桔黃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鮮紅的幹辣椒。農民們都知道,他們的糧食足夠吃到下一季莊稼收穫時節了。但這時的于都卻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氛:紅軍在夏天就徵購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進行不同尋常的擴紅(招募新兵)。收成相當好,人們一年到頭地忙著播種、收割、耙地、插秧,這時本來可以喘口氣了,但又擔心似乎要出什麼事。到底是什麼事,誰也搞不清楚。中秋節已過,家家戶戶門框上貼著的大紅對聯和兇惡嚇人的門神已經有點破舊了。人們希望這些東西能繼續保護他們免遭厄運。
劉英已在於都搞了好幾個星期的擴紅工作了。她只不過是從事這項工作的許多年輕婦女中的一個。劉英今年二十六歲,還不到五英尺高,嬌小得就象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倫·斯諾曾經說她無法想象劉英在長征途中是怎麼沒被大風颳走的?後來,當劉英和黨的高階領導人洛甫結婚時,她自己也這樣說過。劉英的個子雖小,但她具有鋼絲一般堅韌的精神,毛澤東也一直關照著她。一天,毛帶著一名警衛員來到于都的共青團辦事處。他悄悄地要這位小擴紅隊員馬上離開于都,去瑞金贛南中央蘇區總部報到,接受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
“我對他說我離不開,”劉英五十年後回憶道,“我還沒有完成任務,我還沒有完成自己的擴紅定額哩!”
但是毛澤東的態度很堅決,他命令劉英必須回去。劉英雖然困惑不解,但還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兩天,當然,與她不久之後將要踏上的路程相比,這不過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會南昌市中湖畔,矗立著一座高大森嚴的樓房,樓裡有一個身體消瘦、穿著考究的光頭男人。這時他正坐在精美的紅木寫字檯後面,手拿當地國民黨報紙《民國日報》,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接著一絲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過當日的主要訊息,這是有關承建某座鐵路橋合同的事,掠過春藥、婦科良藥和珠寶等雜 亂無章的廣告,然後集中在當日的主要社論上。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雙十節,國民黨政權成立的紀念日。社論的主題是當前面臨的問題。它警告人們:天災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共匪趁機作亂,人們應崇尚仁義道德,戒酒禁舞,為祖國與中華之生存而努力奮鬥。社論又要人們相信,亂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勢正迅速改觀,共匪一年之內即可肅清,他們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繩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報的人輕輕舔了一下嘴唇,對報上的言詞感到滿意。其實,這些話都是在他親自授意下寫的。他,就是蔣介石,四十八歲,此刻他親臨南昌指揮對“赤匪”的“圍剿”。形勢不錯,兩三天後,他調來自己的專機,準備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