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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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賀打葡萄糖針。真是殺人不見血！

賀龍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一座四合院內，不許外出。當時正是七八月份，天氣十分炎熱，院子裡斷了水，只能在下雨時接一點房簷上流下來的雨水。

看守當中有一個戰士，有時哼起一首關於賀龍的老歌。他們知道這個戰士雖然幫不上什麼忙，但起碼是同情他們的。

薛明一直與賀龍在一起。在他臨終前六個小時，救護車把他拉走了，他們不讓她跟著去。

“我不知道醫生幹了些什麼，”她說，“這是審訊‘四人幫’之前和審訊期間要調查的問題。”

人們知道，醫院繼續給賀龍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島素。正式的死亡書上隻字未提葡萄糖。

薛明被關押了六年，送到貴州去強制勞動，用的是假名字，沒有人知道她是誰。她說，“我成了山裡的神秘老太婆”。一九七一年，林彪和葉群外逃因它機失事摔死在蒙古後，周恩來把薛明接回北京。他花了不少時間才找到她。她最小的女兒黎明在陝北一所青少年勞教所關了一段時間後，與她一起流放。她的兒子鵬飛被關進了監獄。現在他是軍隊中一名副部長。她的大女兒賀曉明也受到監禁。曉明現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政治部的一名歷史工作者。

談到賀龍，肖克悲痛地說：“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戰士。是紅軍的創始人和締造者之一。他不畏艱辛，驍勇善戰。”

當問他這樣一個英雄怎麼會遭逮捕，受折磨，並被用藥物害死時，他沉思良久後說：“我可以拿自己做個例子。我早年參加革命，可儘管如此，‘文化大革命’中還是捱了整，我被革職審查，送到江西去幹了兩年半的體力活。”

肖克說話時很平靜。

“我在去農村途中，寫了一首詩。”他接著說，“我喜歡寫詩。”

他拿過紙和筆，寫道：我自江西來，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今朝飛車遽。

輕裝懷馬列，悠然赴“五七”。

戰地黃花衰，孟冬西風急。

雲山賦歸歟，老驥兮伏櫪。

只剩一條胳膊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政治局委員餘秋裡從舒適的扶手椅上一躍而起，表演他在“文革”期間怎樣被紅衛兵強迫“坐飛機”。

他們用膝蓋頂住他的後背，迫使他彎下腰來，並把他的胳膊和斷臂同時由身後向上舉，就象一架即將起飛的噴氣飛機。這是紅衛兵的拿手好戲。

“比較起來，我的日子還算好過。”餘微笑著說，“我沒有放棄鬥爭。我過去沒有什麼政治權力，從來沒有在白區（國民黨區）工作過，從未被捕過，也從未寫過回憶錄。”

他們指控他是賀龍的門徒和彭德懷的支持者。他們在他的家中搜了二天，一無所獲。後來毛說，餘犯過錯誤，但一直是位好同志，可以改過。於是他的名字便上了一批二保的名單。

李先念主席認為自己在“文革”中十分幸運。他沒有被“拉下馬來”，雖然只差一丁點兒。他“靠了邊”，同時受到周恩來和毛本人的保護（　常在別人準備開會批鬥他時叫他去開會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和包括聶榮臻、葉劍英和陳毅在內的一些將軍一道參加了一個會議，會上批評了“文革”。這次會被稱為“二月逆流”。與會者被戴上了“小爬蟲”（而不是大龍）的帽子。李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一直靠邊，這使他沒有倒大黴。他說後來在批鄧那段時間裡他又“靠邊”了，這使他不必把鄧小平叫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

楊成武是長征中飛奪瀘定橋擔任突擊的第四團勇猛的政委。他在“文化革命”令入眩暈的政治鬥爭中跌了跤。起初他是“文革”的寵兒，取代了他的上司羅瑞卿，出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羅瑞卿則同楊尚昆將軍一道“坐飛機”，後來從六層樓的窗戶跳下（或被人推下）而致殘。

楊成武青雲直上、當上了黨中央候補委員，但很快又成了林彪陰謀的犧牲品而入獄七年。他被指控為反對“文革”，派人去毆打毛的妻子江青。

肖華的長征組詩深受周恩來和毛澤東讚賞，但他本人卻很快成了“文革”的打擊物件，作為人民解放軍的總政治部主任，他曾經受住了兩次嚴峻的打擊，可是第三次把他投進了監獄，一關就是七年半。他的《長征組歌》也被禁演，整他的人說，他的歌是為了頌揚者紅軍指揮員們而譜寫的（差不多個個都是林彪的對頭）。

警衛人員十分注意，不許肖華在監獄裡吟唱他寫的歌。“我只能在心中唱。”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