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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賀打葡萄糖針。真是殺人不見血!
賀龍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一座四合院內,不許外出。當時正是七八月份,天氣十分炎熱,院子裡斷了水,只能在下雨時接一點房簷上流下來的雨水。
看守當中有一個戰士,有時哼起一首關於賀龍的老歌。他們知道這個戰士雖然幫不上什麼忙,但起碼是同情他們的。
薛明一直與賀龍在一起。在他臨終前六個小時,救護車把他拉走了,他們不讓她跟著去。
“我不知道醫生幹了些什麼,”她說,“這是審訊‘四人幫’之前和審訊期間要調查的問題。”
人們知道,醫院繼續給賀龍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島素。正式的死亡書上隻字未提葡萄糖。
薛明被關押了六年,送到貴州去強制勞動,用的是假名字,沒有人知道她是誰。她說,“我成了山裡的神秘老太婆”。一九七一年,林彪和葉群外逃因它機失事摔死在蒙古後,周恩來把薛明接回北京。他花了不少時間才找到她。她最小的女兒黎明在陝北一所青少年勞教所關了一段時間後,與她一起流放。她的兒子鵬飛被關進了監獄。現在他是軍隊中一名副部長。她的大女兒賀曉明也受到監禁。曉明現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政治部的一名歷史工作者。
談到賀龍,肖克悲痛地說:“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戰士。是紅軍的創始人和締造者之一。他不畏艱辛,驍勇善戰。”
當問他這樣一個英雄怎麼會遭逮捕,受折磨,並被用藥物害死時,他沉思良久後說:“我可以拿自己做個例子。我早年參加革命,可儘管如此,‘文化大革命’中還是捱了整,我被革職審查,送到江西去幹了兩年半的體力活。”
肖克說話時很平靜。
“我在去農村途中,寫了一首詩。”他接著說,“我喜歡寫詩。”
他拿過紙和筆,寫道:我自江西來,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今朝飛車遽。
輕裝懷馬列,悠然赴“五七”。
戰地黃花衰,孟冬西風急。
雲山賦歸歟,老驥兮伏櫪。
只剩一條胳膊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政治局委員餘秋裡從舒適的扶手椅上一躍而起,表演他在“文革”期間怎樣被紅衛兵強迫“坐飛機”。
他們用膝蓋頂住他的後背,迫使他彎下腰來,並把他的胳膊和斷臂同時由身後向上舉,就象一架即將起飛的噴氣飛機。這是紅衛兵的拿手好戲。
“比較起來,我的日子還算好過。”餘微笑著說,“我沒有放棄鬥爭。我過去沒有什麼政治權力,從來沒有在白區(國民黨區)工作過,從未被捕過,也從未寫過回憶錄。”
他們指控他是賀龍的門徒和彭德懷的支持者。他們在他的家中搜了二天,一無所獲。後來毛說,餘犯過錯誤,但一直是位好同志,可以改過。於是他的名字便上了一批二保的名單。
李先念主席認為自己在“文革”中十分幸運。他沒有被“拉下馬來”,雖然只差一丁點兒。他“靠了邊”,同時受到周恩來和毛本人的保護( 常在別人準備開會批鬥他時叫他去開會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和包括聶榮臻、葉劍英和陳毅在內的一些將軍一道參加了一個會議,會上批評了“文革”。這次會被稱為“二月逆流”。與會者被戴上了“小爬蟲”(而不是大龍)的帽子。李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一直靠邊,這使他沒有倒大黴。他說後來在批鄧那段時間裡他又“靠邊”了,這使他不必把鄧小平叫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
楊成武是長征中飛奪瀘定橋擔任突擊的第四團勇猛的政委。他在“文化革命”令入眩暈的政治鬥爭中跌了跤。起初他是“文革”的寵兒,取代了他的上司羅瑞卿,出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羅瑞卿則同楊尚昆將軍一道“坐飛機”,後來從六層樓的窗戶跳下(或被人推下)而致殘。
楊成武青雲直上、當上了黨中央候補委員,但很快又成了林彪陰謀的犧牲品而入獄七年。他被指控為反對“文革”,派人去毆打毛的妻子江青。
肖華的長征組詩深受周恩來和毛澤東讚賞,但他本人卻很快成了“文革”的打擊物件,作為人民解放軍的總政治部主任,他曾經受住了兩次嚴峻的打擊,可是第三次把他投進了監獄,一關就是七年半。他的《長征組歌》也被禁演,整他的人說,他的歌是為了頌揚者紅軍指揮員們而譜寫的(差不多個個都是林彪的對頭)。
警衛人員十分注意,不許肖華在監獄裡吟唱他寫的歌。“我只能在心中唱。”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