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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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的名單就是革命運動的名人錄。長征時留在江西的人中間，犧牲的傑出共產黨人比任何其他鬥爭時期都要多。

古柏帶著一隊二十到三十名游擊隊員從廣東山區到湘南時，遇到國民黨的巡邏隊而遭殺害。毛在一九三七年得悉他已犧牲的訊息時，寫道：“我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遺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粵贛邊區軍事領導人李才蓮也被殺害了，但是沒人知道是什麼時候和怎樣遇害的。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的方維夏在贛西被殺。他是毛的岳父楊昌濟教授的朋友，也是毛的老師。

在反“羅明路線”過程中同鄧小平一起受到打擊的兩個人——毛澤覃和古柏，都留在蘇區，也都犧牲在游擊區。隨中央局一起來到中央蘇區的中央局秘書長顧作霖，已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在瑞金病逝。

死者和失蹤者的名單連綿不斷，永無盡頭。

第二十章　死裡逃生

油山的戰鬥打個沒完，陳毅和政委項英在戰鬥中成為莫逆之交。他們夜間行軍作戰，白天藏進密林深處。他們幾乎成了受人追捕的野獸，因而也鍛煉出一種只有野獸才有的警覺。稍有不慎，一個腳印，一縷炊煙或砍樹發出的聲音都會使他們暴露。他們兩人從未在一處過夜。黃昏之後和黎明之前，他們經常要數次轉移住地。

他們的鬥爭是在與世隔絕，閉目塞聽的情況下進行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離去的紅軍是否還存在，長征是否已經結束，不知道紅軍是否打了勝仗。他們沒有電臺附近也沒有郵局，搞不到國民黨的報紙常常一連幾個月看不到報刊。貧困的山民目不識丁，根本不瞭解山外的情況，很少有人關心世事。

在遠方長征的那些陳毅的同志們，聽不到任何有關留在蘇區的同志們的訊息。既得不到他們的口信，也見不到他們的信使。除了毛澤覃和瞿秋白的情況報界公開渲染外，其他什麼訊息也沒有。而且毛澤覃和瞿秋白的死訊還是幾個月後才慢慢傳過來的，是真是假，當時也無法核實。因為國民黨也曾多次謊報過毛澤東和朱德的死訊。

長征結束很久後，這裡對情況仍然不明，當時紅軍已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裡安頓下來，埃德加·斯諾也已設法進入紅區採訪了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夏，斯諾曾向毛和周恩來詢問過留在蘇區的人的稍息，毛回答說，他不知道，沒有聽到任何訊息，最後一份電報是一九三五年初收到的。他不知道這些人是死是活。

陳毅是位有文化教養的人，他和許多革命者一樣老家在四川，父親是樂至的地方官。他在成都上過學，並在當地的基督教男青年會里學會了打籃球。這個青年會當時的負責人就是謝偉思的父親。陳毅個子不高，但很壯實。如果是現在，他絕對不可能當上籃球隊員。

一九四四年他在延安對謝偉思說：“別人會告訴你，他們都是貧苦農民或無產階級出身，而我不是，我是資產階級出身。”他曾在法國勤工儉學，並在那裡加入了共青團。回國後，他加入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當時並不矛盾），在武漢軍事學校任助理政治教官。他參加了共產黨在南昌、並岡山和贛南的全部或幾乎全部軍事行動。在紅軍這支隊伍裡，許多將軍會寫詩，有些寫得不錯，有些寫得一般，陳毅是其中最好的一位，僅次於毛或同毛一樣出色。他從未寫過回憶錄，但他用詩描寫了自己富有戲劇性的一生。同許多建黨初期入黨的人一樣，陳毅坦率而奔放，甚至在他生命的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年月裡，他也未能學會管住自己的舌頭。

在陰沉沉的油山濃霧中，對紅軍來說生存是最重要的。劉建華回憶道：“我們有六百人，他們有四萬人。當時生存高於一切。我們沒有帳篷，想搭個竹棚，又怕砍竹子發出響聲。於是就用杉樹皮，但樹皮用的太多，敵人也會發現這些剝了皮的樹。我們只好割草蓋屋，可是草只長在森林的邊緣，去那裡割草太危險。當時我們不得不住在密林深處。最後我們設法讓農民替我們在村裡買布，做成布帳篷，上面再苫上油布。”

陳丕顯回憶說：“搭棚子最好用杉樹皮。有些地方能找到採蘑菇的人搭的窩棚，我們就用樹枝把它們偽裝起來。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露宿過夜，睡在樹下或草上。有時也支個布帳篷，但是沒有床，甚至連塊板都沒有。

有一次幾個戰士為了避雨躲進一個山洞裡。第二天清早起來，發現竟是個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時跑開。這幾個戰士始終沒有弄明白到底是他們還是老虎先找到這個洞。

白天，山的邊沿地區是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