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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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四年時間裡，就在陳毅身邊戰鬥。

在留下以後應該怎麼辦的問題上，他認為陳毅是對的，而項英是錯誤的。他對留下來的黨的傑出領導人的命運極為關切。他記得見到過曾經是黨的領導人的四十六歲的瞿秋白。瞿患有肺結核病，卻不得不用潮溼的木柴點火煮粥和雞蛋，作為新年晚餐。

“象瞿秋白這樣，怎麼可能在游擊戰中倖存下來呢？”他激動地說。

政委項英似乎相信，紅軍將會很快贏得重大勝利，而他們將在新的蘇區同其他紅軍會合。他不讓人們準備應付即將到來的危機。

陳丕顯還記得到工農劇場看演出的往事。長征之前，劇場是李伯釗工作的地方，後來李伯釗同丈夫楊尚昆將軍一起參加了長征。在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她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同別人合作寫過一個劇本《為誰打仗為誰死》，她自己還寫了個劇本，叫《我們一定勝利》。陳丕顯看到的節目同往常一樣，是些民間舞蹈、話劇、獨唱、小合唱，如《勝利的炮聲》。這個劇場是個露天禮堂，儘管天天晚上下雨，但也阻擋不住群眾帶著雨傘、草帽，披著蓑衣趕去看演出。

主力紅軍撤走後，這裡的一座座城鎮落入了國民黨手裡。地主還鄉團到處屠殺，還建立了專門的反共組織——　“暗殺團”。地主們把農民攆出家門，說“看你這輩子還紅不紅”。

紅都瑞金原來只受到國民黨小型炸彈的輕微破壞，而現在國民黨軍隊把共產黨使用過的建築統統付之一炬。有共產黨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折磨，遭到處決。僅在大柏地一地，就活埋了一百人。

慘遭殺害的人難以勝數。瑞金全縣的人口由一九三四年的三十萬，降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萬——減少的人並非都參加了紅軍。

一九八四年，我見到一位名叫鍾啟松的骨瘦如柴的七十九歲老人。他嗜煙如命，非常健談，他為自己的家庭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妻子已七十二歲，有兩個女兒，三個兒子，八個孫子，四個曾孫，共十九口人。他說“這都是共產黨給我的”。

長征開始後，鍾啟松留在紅色模範縣興國的長岡鄉。興國縣有很多人參加了紅軍。那些隱瞞不住與黨有關係的人都逃進了深山，有的去了瑞金。他們得到的指示說：決不要承認黨員身分，只承認為共產黨做了點雜事。如果承認了黨員身分就要被殺頭。國民黨回來大赦的時候，他們去投了案。他們得到宗族的擔保，每個人都承認為共產黨做了一點事。宗族出人為每個人做保，一個保一個。如果離開了本縣，只要靠同姓宗族，也可得到擔保。由於大家彼此做保，所以都沒受到處罰。當然也有一些人因為被仇人出賣而受到了懲處，有些是交了惡運。留下的九千名紅軍戰士和黨員中，大約有兩千人被殺，有些被公開處死，有些則是被國民黨秘密殺害的。鍾在災難降臨的時候從興國逃到了山裡，沒人知道此事，他和妻子沒有遭殃。一九五四年他重新人了黨。

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留下來的紅軍損失已十分巨大，不管是否出自自願，陳毅和項英組織倖存的紅軍開展了游擊戰。他們兩人加上老共產黨員賀昌組成了一個三人指揮部。他們帶著黨政機關留下的人員，開到于都以南的仁鳳等候指示。同時把小股部隊派往山裡。到二月的時候，陳毅和項英已被敵人包圍。他們大約有兩千名士兵和兩千名傷員。一天，陳丕顯聽到一個幹部在向部隊大聲訓話，說什麼他們即將進行一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國民黨之間的決死戰鬥”。陳認為，這簡直是荒謬絕倫。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召開了一個幹部會。會上，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宣佈，“我們的工作必須有一個大的轉變”。換句話說，要開展小股部隊的游擊戰爭。

陳丕顯看到了中央紅軍發來的兩份電報。第一份電報通報了遵義會議和毛澤東重返領導崗位等人事變更的情況。第二份電報指示他們在“中央蘇區內外”開展游擊戰爭。

當小股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下出發後，陳毅便著手處理棘手的傷員問題。傷員們都不想留下，但又無法跟上游擊隊的活動。陳毅召集地方幹部和老鄉開了一個會。他十分激動地說：“把這些戰士帶回家吧。他們是我們大家的兒子。他們都很年輕，可以當你們的好兒子、好女婿。他們能給你們幹活，你們家裡會多一雙手，多一份勞力，也許還會多一個為你們報仇的人。”陳毅還沒講完，這些農民和傷員都已流出了眼淚，陳毅自己的眼睛也溼潤了。半天之內，傷員們都安置到了農民家裡。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分散到廣大的鄉村裡，每個人都帶上了幾塊銀元，少許藥品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