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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人一道行走和這一切的,他興奮極了。當時他才十五歲,是第四方面軍的一名紅小鬼,他認出了張國燾。有入喊道:“那是毛澤東!”,他曾多次見過張國燾,認為張說話溫和,對部下戰士和氣。
一切慶祝的表面排場都有了——旗幟、標語,大碗熱氣騰騰的雞和肉,大堆的飯和菜。大鍋的湯和大罐的酒,還有當地釀造的類似貴州名酒茅臺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裡——而且就在淺淺的表皮下——流淌著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敵意,猜疑。
雙方都對對方部隊的人數提出了疑問。張國燾一度曾走到周恩來面前說:“你們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問道:“你們有多少人?”張說:“我們有十萬。”週迴答說:“我們有三萬。”周的誇張程度比張的要大得多。
雙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開。但是第一方面軍與江西時期比起來顯然只剩下很少一點力量了——大概不超過二萬人,儘管張國燾不可能作精確的計算,因為毛巴把其部隊分散到好些地點。張也誇大了自己的實力,就象長征開始時第一方面軍誇大自己的實力一樣。但是不難看出,第四方面軍比第一方面軍要多得多。張有七萬至八萬戰鬥部隊,可能還有幾萬名非戰鬥人員。他與毛的力量大約是五比一。
從兩位領導人身上也可看出明顯的差別,張的臉面豐滿紅潤,雖不肥胖,但身上肉滾滾的,臉上毫無飢苦之色。毛呢? 很瘦,面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張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長征時的老軍服,義破又舊,綴滿了補丁。
有位紅軍戰士由於見到四方面軍的馬長得膘肥體壯,忍不住誇了幾句。毛斥責道:“別羨慕那些馬!”那天晚上對四方面軍確是贊聲不絕。後來在參加長征的人員中產生了—種感覺,認為張是個野心勃勃可能不講原則的人,是故意在焙耀自己的成就,對毛的部隊流露出傲慢之意。也許是毛的人過於敏感。但是使他們感到惱怒的是,毛及其司令部人員站在雨裡等候,而張騎著馬像旋風一般地馳來,下馬之前差一點濺了他們一身泥。四方面軍還把張叫作“主席”他們聽來也很刺耳。“主席”這一頭銜是他們專留給毛澤東的。四方面軍的軍帽也比一方面軍的大,於是四方面軍的人被叫作“大腦袋”,一方面軍的人被叫作“小腦袋”。
宴會上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張國燾認為歡樂只是表面現象。毛三句不離吃辣子,他說,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異義,他堅持說,江西人中不乏偉大的革命者,而他們並不喜歡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強但笑阿呵地承認了這一點。張國燾聽後覺得很“無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無人有興趣請他講四方面軍的成就,也沒有人告訴他遵義會議的細節。“而毛的人則聲稱,張國燾對第一方面軍的經歷不感興趣。
晚宴後,張請朱德進行談話。兩人一直談到清晨三點。張是否試圖把朱拉到自己一邊來呢? 也許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探聽訊息。朱對此未作任何記錄。張寫的回憶錄是在他與共產黨的同志們決裂以後很久才寫下來的。他引用朱的話說,中央紅軍只剩下一副沒有肉的“骨頭架子”。他說朱估計一方面軍的人數為一萬,這點與實際情況相差不太遠。所有的大炮都喪失了,機槍所剩無幾,每人只有五六顆子彈。
這些與事實相當接近,張國燾的回憶錄中引用朱德批評毛和讚揚張的四方面軍的那些部分則不那麼可信。
不少參加長征的人還能記得張國燾柔弱與自負的特點。李德寫道,張“四十歲左右,身體魁梧,儀表堂堂。他象主人待客—樣接待了我們。他的舉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軍事優勢及行政權力。”在一方面軍戰士眼裡,張的這種態度與他們一方面軍的領導人的謙虛精神和樸實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很難說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政治觀點上的差異。然而,從照片上來看,張看上去確實就是這樣一個人。同瘦骨嶙峋的“長征戰士”(特指一方面軍的領導人——譯註)相比,他顯得柔弱。
實際上,一九三五年三十八歲的張國燾。他的資歷在共產黨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出身十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時,張是該校的學生。他們就是在那時認識的。兩人都在—九二一年建立共產黨的十二名創始人之列。從早期起,張便是黨的領導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在南昌起義中。他與周恩來在一起,發揮了一點小小的作用。他在莫斯科待過三年。一九三一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領導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據地。從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