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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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雅與俗牽牽手，如何？＇序＇

張玉太

《睡城》即將面世。它要走到你我的身邊了。作為它的責編；我甚感欣慰。兩年多來，作者經冬歷夏，數易其稿，終於捧出二十餘萬言心血之作。其間，我與雅魯頗多晤面，談文學走向，說文壇現狀，嘲世風時弊，論詩文短長——自然，偷閒把酒，也不記得有多少回了。就這樣，也許在觀念的碰撞下迸濺出斑斕的文思，也許在心靈的交匯中拓展開別樣的天地。雅魯曾和我說起過，我們的每一次交談，都使他獲益匪淺，甚而至於在某次交談過後，他會因此將其書稿從頭至尾來一番修改。然而，我所欣慰的還不止於此。《睡城》是雅魯的長篇Chu女作，是一部風格獨特的文學作品，在我眼裡，它更像個“另類”，顯得是那麼與眾不同，以至於在試圖將它“歸類”時竟煞費躊躇。用一位讀過書稿的小說家的話說，它“是目前長篇中不多見的有功力的一種”。

《睡城》滿紙都是紅塵事，但處處藏一“冷”字，有冷嘲，更多冷幽默，微笑之餘會喚起某種警醒；《睡城》滿目都是風月圖，但不忘著一“雅”字，風流蘊藉處，詩心潛至，教人不作俗想。那裡面的風月紅塵，瀰漫著，流蕩著，擾攘著，真可謂風月紅塵鬧“睡城”。所謂“鬧”，也是“紅杏枝頭春意鬧”的幽雅，而非喧囂嘈雜。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俗而有韻，雅而不枯，自有一派濃淡相宜的渾然氣度。

我推許這部小說，正在於它既有老卜名醫、男歡女愛的斑駁陸離，又有湖光山色、詩書酒饌的雍容典雅，可讀性和文學性兼而有之。也因此，《睡城》觸發了我對時下文學的一點思考。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有相當多的文學作品在努力向更廣大的受眾靠攏。時尚化，通俗化，輕喜劇式，甚至戲說式；對這一態勢，頌揚者說是貼近大眾，肯定者說是商品社會的必然，批評者說是媚俗——苛刻些的說是自戕。那樣的作品，不能說不好，更不能予以簡單否定。問題在於，文學作品還要不要保持足夠的“含金量”。文學的現狀已引起許多有識之士的關注。文學界許多專家認為，目前文壇上，媚俗之風已經到了該引起注意的地步了。記得在一次會議上，一位作家、編審曾情緒激動地說，目前許多高印數高銷量的東西未必就是文學。更有人大聲疾呼，靠肉體、靠“下半身”拯救不了文學。是的，那不是拯救文學的良方——雖然靠它可暫時獲取不菲的經濟效益；再說，這辦法實在有失我中華泱泱幾千年文明古國的聲譽。文學畢竟姓文，是文學的文，文雅的文，文化的文，文明的文。假如你寫的是“消遣性讀物”而不是“文學作品”，那自然另當別論。可那麼多的媚俗之作，幾乎都在頂著“文學”的帽子。這樣，問題就來了。

記得有位評論家談到，香港的嚴肅知識分子，將“文學”與“讀物”分得很清楚，兩者絕不混淆。他也認為，“讀物”之有別於“文學”，其在於它“在現代社會中不是一種與現存社會制度相對立，進而盡到現代知識分子批判責任與使命的精神產品，也不是一種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積澱，並透過新奇的審美方式表現出來的象徵體，更不是憑一己之興趣，孤獨地嘗試著表達各種話語的美文學”（陳思和《當代都市文學創作中的民間形態之一：現代讀物》，一九九六年二月上海遠東出版社《犬耕集》）。我同意將“讀物”與“文學”作這樣的界定。可是，現實當中，假如就這樣分明地將“文學”與“讀物”劃出界線，各守一隅，也許並不妥當，其結果很可能兩敗俱傷——“讀物”徹底地成為飯後茶餘的消遣品，“文學”也徹底地將自己束之高閣。

值得玩味的是，那位評論家還指出另外一種文學現象，即某些作家或作品在“文學”與“讀物”兩個領域裡同時承擔價值，如勞倫斯、昆德拉、《金瓶梅》等。我以為，諸如現代錢鍾書的《圍城》、當代賈平凹的《廢都》，也應屬這類文學現象。

從某種角度說，這是個雅與俗的問題。

這個話題其實是老生常談，也可說是舊瓶裝新酒。似乎用不著討論——誰都知道雅俗共賞好。然而，現實的問題是，我們除了四大古典及有數的幾部現當代經典，又有誰能做到雅俗共賞呢？

非把這事做成完美，顯然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那麼，退而求其次，儘可能地教雅與俗牽牽手，如何？這不是降低標準，這是試圖在為文學找尋或許可行的“第三條道路”。事實上，這條路許多人已經在走或正在走著，雖然大都走得不輕鬆。不輕鬆恐怕也要走下去，因為，這或許還是當代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呢。

生活有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