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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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來了一個又一個“回想”，向讀者透露他當年的“豐功”：“回想在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生死搏鬥的時刻，回想在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浴血奮戰的歲月裡，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為什麼不怕圍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殺頭，就是因為有著一顆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紅心，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給了我們無窮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著我們奮勇前進。……”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後，我們和群眾真是魚水相依，血肉相連，群眾吃啥，我們吃啥，群眾步行，我們步行，始終同群眾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沒有群眾，就不可能摧毀資產階級的反動堡壘；沒有群眾，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勝利。今天我們掌了權，就不能忘記群眾，我們的職務變了，緊密聯絡群眾的作風不能變……“確實，王洪文的”職務變了“，關於他的”頌歌“也漸漸在報刊上唱了起來。一篇題為《”紅色堡壘“裡的革命火車頭——記上海國棉十七廠最早殺出來的六個共產黨員》的通訊，稱頌起王洪文及其”紅色堡壘“，把王洪文譽為”革命火車頭“：”上海國棉十七廠是全市一面鮮豔的紅旗，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紅色堡壘’。“

第十一章　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

上海冒出另一個“王”——王維國

雲遮霧障的廬山，“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作為中共中央委員，王洪文在一九七○年盛暑，來到這“清涼世界”，出席在這裡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中國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廬山。

大抵難識廬山真面目的緣故，中共中央在廬山開過兩次全會，都風雷激盪，震動華夏。

頭一次廬山會議是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開的。那次會議突然發動了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嘲反右傾“鬥爭推向全國。

這一回廬山會議，從八月二十三日開到九月六日，更加驚心動魄，狂瀾疊起。剛剛步入中國政界高層的王洪文，馬上卷人了湍急的政治漩渦。

這次會議原定的議程是為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準備，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戰備問題。

林彪集團發動了突然襲擊，打亂了整個議程。

按照林彪的部署，陳伯達、葉群、吳法憲、李作鵬、葉群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分別在華北組、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出動，集中火力攻擊張春橋。其實，與其說攻擊張春橋，不如說攻擊毛澤東。

在一年以前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明文載入中共黨章。墨跡剛乾，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之間已出現了巨大的裂縫。

林彪急於搶班，堅持要在憲法中寫入設國家主席的條文，他要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則非常乾脆地加以否定。被毛澤東指定負責憲法修改工作的張春橋，當然照毛澤東的意見執行。林彪集團不敢正面與毛澤東衝突，便拿張春橋開刀。

“中央文革”徹底分裂了。組長陳伯達站在林彪一邊，副組長江青、張春橋及組員姚文元則站在毛澤東一邊。

王洪文是張春橋一手扶起的。別無選擇，他站在張春橋一邊。

原以為華東組大抵會太平無事，誰知冒出了另一個“王”，在發言中明確支援林彪。

這個“王”的名字，在中共九屆候補中央委員名單上，出現在離馬天水不太遠的地方——“王維國”。

在上海，此人既與王洪文那班“小兄弟”毫無瓜葛，也與徐景賢手下的“秀才幫”從無來往，更與馬天水那樣的“老幹部”素昧平生。在“一月革命”的一片造反聲中，見不到此人蹤影——他既不是造反派，也未曾保過陳丕顯、曹荻秋。他是軍人。他能夠成為中共九屆候補中央委員，原因很簡單——他宣誓忠於林副主席，而林副主席也看中了他。

他只比張春橋小兩歲，河北省元氏縣人，有過不短的革命經歷——一九三八年三月入伍，獲得過二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二級解放勳章。他向來在軍內任職，與地方沒有太多的聯絡。他擔任七三四一部隊第一政委，人稱“王政委”。只是在毛澤東發出軍隊要“支左”，駐防上海的空四軍派出“軍宣隊”隨同王洪文派出的“工宣隊”一起“進駐”上層建築時，王維國才與地方有些來往。

林彪權重一時，炙手可熱。原本與林彪沒有結派拉幫的王維國趨炎附勢而來，林彪則正感到自己在上海的力量太單薄，正感到需要在張春橋的手指縫裡插上一把刺刀，於是接見王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