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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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夫人”而纏住了她——她已失去了當年作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誠、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為自己成為“書記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興奮，榮幸；又為自己難言的苦惱、孤獨而感到煩悶、沮喪。

王洪文與她截然不同。他躇躊滿志，每邁上一個新的臺階，都要高興一番。想當年，“曹老頭兒”、“市委書記”、“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頭兒”的位子上，他這才品味到“造反”兩個字的滋味兒！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頭兒”則成了階下囚，被關入上海漕河涇監獄。

光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憑這一條，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畢竟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充其量寫份檢查，認個錯，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歲月，有人對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辦公室裡的一名幹部，在曹荻秋處境險惡之際，從背後向他射來冷槍，擊中要害！

此人曾接觸過敵偽檔案，看過國民黨特務張劍鳴在曹荻秋被捕後所作的“談話察看”記錄。那記錄的原文為：“在談話時態度尚佳，但未肯將過去的錯誤坦白承認，雖經曉渝，未有表示，僅聲言此後不過問政治云云。”此人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寫出大字報《心臟爆炸第一聲》，斷章取義，誣陷曹荻秋在一九三二年被國民黨逮捕時，在獄中“態度尚佳”，並聲稱“此後不過問政治”，是一個“大叛徒”。

張春橋如獲至寶，親筆寫下一封“寄謝富治轉中央文革康生”的信，派那人帶著《心臟爆炸第一聲》大字報底稿及敵偽檔案材料，直飛北京……其實，曹荻秋在國民黨獄中那一段情況，中共中央組織部早已作過審查，並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作了結論：“曹荻秋同志在監獄和反省院期間政治上是堅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無問。張春橋和謝富治、康生串通一氣，硬是給曹荻秋安上了“叛徒”、“變節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雖然曹荻秋一再據理抗爭：“我沒有叛變自首行為，你們怎麼可以強加於人？即使把我打倒了，在這個問題上，我還是要保留我的權利。……”無奈，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權在握，豈容曹荻秋申辯？

於是，“曹老頭兒”被趕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氣揚，坐進了“曹老頭兒”的辦公室。他，勸曹老頭兒“而代之！

“紅色堡壘”

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歸來不久，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上海國棉十七廠裡鑼鼓喧天，大紅標語糊滿廠門口。

是歡慶“最新最高指示”發表？是紀念什麼“半週年”？不，不，是一塊白地紅字的新牌子，在歡呼聲中掛到了大門口：“中國共產黨上海國棉十七廠委員會”。

當時的《文匯報》、《解放日報》作了這樣的報道：“這是根據黨的‘九大’透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建立起來的上海第一個基層黨委會。”

王洪文贏得了一個“上海第一”！

報道還給上海國棉十七廠送上一頂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紅色堡壘”：“上海國棉十七廠，是一個‘老造反’廠。全廠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現共有黨員一千零三十五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廠的黨內外無產階級革命派團結全廠的工人群眾，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作出了很多貢獻。上海的廣大革命群眾提到國棉十七廠，都親切地稱之為上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紅色堡壘’。從新黨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們又把建設一個忠於毛主席的戰鬥堡壘作為努力奮鬥的方向。……”“紅色堡壘”是王洪文的後院，也是張春橋、姚文元要在全國樹起的“樣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由王洪文陪同，來到上海國棉十七廠，召開整黨建黨座談會。這一天，成為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大喜日子”。於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便把上海國棉十七廠作為整黨建黨的“樣板”加以“培養”了。

張春橋已著意於“樹”王洪文，“樹”上海國棉十七廠。

一九六九年初，署名王洪文的《發揚一月革命精神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見報了。

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顧兩年多來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歷程，展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無比的激動，無比的興奮”。

王洪文“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