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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們要集中目際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發動群眾,爭取中間派。不攻市委,中間派就跑了。
“陳丕顯這個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後指揮。我們認為他還是有實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楊西光,保得很厲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引者注),我對他講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來,對他說:‘我和春橋同志做你的參謀。’但是他沒有這樣做。特別使我吃驚的是,在發生安亭事件的時候,他打電話到中央,問了那麼多的問題;‘到底中央文革給了張春橋多麼大的權力呀?’‘他為什麼不和我商量?’他的態度很壞。馬天水這次表態還好。我批評了他,他在會上表示;‘我改,我改。”’“我要告訴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去的,並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還可以告訴大家,中央文革小組本來是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我個人可以‘火燒’。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著把矛盾指向哪裡,那是很清楚的。
“現在,上海的情況很夏雜。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未定局。你們‘工總司’要提高警惕,當心勝利的果實被別人奪走。……”張春橋這番當眾講的話,已經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來,只是沒有公開點“赤衛隊”的名。
張春橋給王洪文掛了長途電話,把話講得明明白白:“你要當心‘赤衛隊’把‘打倒曹老頭’的革命口號接過去,乘機撈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奮戰得來的勝利果實,犬工總司‘而代之!”
“軍師”的話,使王洪文幡然猛醒。於是,“工總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廣場敲響了“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人會”的鑼鼓。曹荻秋被“揪”來了。“工總司”逼著曹荻秋宣佈“赤衛隊”的“八項要求”是“非法”的,是“無效”的,要對“赤衛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赤衛隊”聞訊,當天晚上召集了總部委員緊急會議,商量對策,與“工總司”決一雌雄。
上海上空烏雲翻滾,一場大戰已迫在眉睫了。
急令耿金章回滬
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招待所裡,響起了急促的電話鈴聲。
“馬上找一下上海‘工總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裡?”
“有要事找他,快!”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剛剛吃過為慶賀毛澤東生日的壽麵,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張春橋秘書打來的電話:“春橋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什麼事?”
對方不予答覆。
耿金章正在給聶元梓打電話要車,上海又打來長途電話,響起王洪文的聲音:“春橋同志要我轉告你,馬上回上海!”
“什麼事?”
“來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樣賣關子。
作為“工總司”的“北上返滬二兵團”頭頭,在周寶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後,耿金章擁有強大的實力。“二兵團”的人馬,幾乎佔了“工總司”的一半。當時的王洪文,面臨嚴重的挑戰:在外面,“赤衛隊”與“工總司”相匹敵;在內部,耿金章與他腳碰腳。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車到達北京的。那是張春橋給王洪文打電話,要耿金章趕往北京,處理兩樁急事:一是那個“北上返滬一兵團”的頭頭戴祖祥,雖然曾被王洪文一悶棍打了下去,後來帶了一支人馬來到北京,打著“工總司”的旗號,衝擊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個上海“工總司”的假聯絡站,居然用上海“工總司”駐京聯絡站的名義在北京印傳單、發宣告。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聶元梓,住進了北京大學招待所。
耿金章派人四出尋找戴祖祥,卻不見他的蹤影。一打聽,原來他已經走了。
至於解決那個假聯絡站問題,耿金章叫人擬了個上海“工總司”通告,送到聶元梓那裡。北大印刷廠嘩啦啦印出上萬份通告,紅衛兵把通告貼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宣告那個所謂聯絡站絕非上海“工總司”“正宗”……耿金章剛剛把兩件急事辦妥,正準備驅車前往釣魚臺,向張春橋彙報。不料,上海又發生火燒眉毛的急事。張春橋要“耿司令”速速返滬。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聶元梓派來的小轎車,直奔飛機常中午,耿金章的雙腳,剛剛踏上上海機場停機坪,王洪文派來的車已在那裡等他。
轎車駛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