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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恰好是他才應該有新面貌，不要舊調重彈；靠筆記本記下大量言之無物的東西永遠也不會有什麼內容；如果沒有自己的見地，如果缺乏那麼一點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種傳奇的色彩，事實也就失去了意義。“
“非常正確，”戈爾東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我要說說今天我們看到的那個場面。這個拿一位長者嘲笑取樂的哥薩克，完全同無數類似的情況一樣，是最普通的一種卑劣下賤的舉動。很清楚，對這種舉動用不著講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要是說到整個猶太人的問題，就需要哲學，而且它會出乎意料地翻個個兒。不過，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見解。你我的這些思想，都是從你舅舅那兒來的。
“人民是什麼？——這是你剛才問到的。對他們是不是需要過分遷就照顧？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悅於人民，而是用自己的豐功偉績使萬民趨之若騖並受到頌揚而留芳百世的人，這不就是他應有的本分嗎？哦，這是當然的。話說回來，在基督教的時代還需要談什麼民族呢？因為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說服和教化過的，所以關鍵在於轉變，而不在於恪守；目的基礎。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新約》。它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說的呢？首先，《新約》並不曾規定：要這樣，要那樣。它只提出一些樸素的、穩重的主張。它提出：你願不願按照以前從未有過的新的方式生活，願不願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結果，上下幾千年所有的人都採納了這個建議。
“當它談到天國裡既沒有古希臘人也沒有猶太人的時候，難道僅僅說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嗎？不是的，只為這個也不需要《新約》，在這以前，希臘的哲人、羅馬的聖賢和價日約》的先知早就瞭解這個道理。不過它說的是這個意思：在深思熟慮的心靈裡，在新的生活方式當中，在被稱作天國的新的交往範圍裡，沒有民族，有的只是個人。
“你剛才說過，如果不加進某種思想的話，事實也是毫無意義的。基督教和個人奉行的宗教儀式，正應該加進事實中去，從而才使它對人具有意義。
“我們已經談到了那些對生活和世界總體上說無所貢獻的庸才，那些眼光狹小的二流貨色，他們感興趣的就是總要有那麼一種關於人民的話題，人民最好還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難，因此也就聽任對他們的擺佈，同時在他們身上還可以滿足大發善心的慾望。這種災難的獨一無二的、百分之百的犧牲者就是猶太人。民族的意識已然規定他們必須麻木不仁地永遠充當百姓，世世代代都不可改變，可是在這期間他們當中產生的一股力量卻把整個世界從這種卑微的任格之下解救出來。多麼奇怪！這又怎麼發生的呢？這個歡欣鼓舞的節日，這種從平庸混沌狀態之中的解脫，這種克服了終日碌碌無為的飛躍，所有這一切就誕生在他們的土地上，使用的是他們的語言，和他們屬於同一個種族。他們難道對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地白白放過了？他們不可能讓自己的精神失去如此引人入勝的美德和力量，他們木可能同意在這股力量取得勝利和左右一切的地位的時候，心安理得地繼續充當已經被他們拋掉的這種怪事的徒有其表的外殼。這樣自討苦吃究竟對誰有利，究竟是誰需要世世代代忍辱負重，讓那些絕對無辜的、對善與愛能夠如此體貼入微的老人、婦女和兒童流淌鮮血！為什麼這個民族的精神主宰不遠遠地甩開這種過分廉價的舉世聞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譏諷味道的智慧？為什麼不肯冒險放棄自己的這項不可更改的職責，而像鍋爐在巨大壓力之下爆炸一樣，把這支不知道為了什麼而正在掙扎和受到殘害的隊伍釋放出來？為什麼不說：”你們清醒清醒吧，夠了。別再這樣了。不要像過去那樣自命不凡了。別再抱成一團，散開來吧。你們應該和所有的人一樣。你們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們當中那些最低階的、最軟弱的，才是你們的對立面。‘“
第二天，日瓦戈回來吃午飯的時候說：“你不是總說急著要走麼，這話可應驗了。我決不能說‘你真走運’，咱們又被包圍了，這還算什麼運氣？往東去的路還通，可是又從西邊朝我們壓過來了。已經命令所有的醫療單位收縮集中。我們明天或者後天就要開拔。到哪兒去可不知道。卡爾片柯，米哈伊爾·格里戈裡耶維奇的內衣還沒洗好吧。真是說不清道不明。光說是乾親家、乾親家，你要正經問他是怎麼個乾親家，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糊塗蟲。”
他根本沒去聽勤務兵如何東拉西扯地為自己辯解，也沒有注意因為臨走不得木穿上日瓦戈的內衣而不大痛快的戈爾東，繼續說：“唉，咱們這個行軍當中的家，算得上是個吉卜賽人的窩，剛來的時候我覺得什麼都不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