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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過你們，這位老管家還健在，而且照舊住在瓦雷金諾？除了祖父好不容易說出這個姓名才讓我們記住了以外，對這個人還了解什麼呢？
“不過還爭論這些幹什麼？你們決定要走，我也同意。現在就是需要弄清楚這事該怎麼辦。不要再拖了。”
為了辦這件事，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就到雅羅斯拉夫斯基車站去了。
直穿大廳的一條兩邊有欄杆的小通道，使外出的人流不能走得很快。大廳的石頭地面上躺著許多穿灰色軍大衣的人。他們不住地翻身，咳嗽，吐痰，只要彼此一講話，聲音都異乎尋常地高，毫不考慮在共鳴很強的穹頂下面會造成多麼大的回聲。
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傳染斑疹傷寒的病人。因為醫院超員，危險期一過，第二天就讓他們出院了。作為一個醫生，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自己也遇到過必須如此辦的情況，但是不知道這種不幸的人會有這麼多，而且車站成了他們的棲身之地。
“您應該弄個出差證明。”一個繫著白圍裙的搬運工對他說。“每天都得來看看。現在車次很少，要碰機會。事情明擺著……（他用拇指在食指、中指上捻了捻）得用點什麼打點打點。不花錢就走不了。哦，就這個……（他用手指彈了彈喉嚨）這可是寶貝。”
就在這段時間前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被邀請去參加了幾次國民經濟高階會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則被請去給一個得了重病的政府要員看病。兩方面都給了在當時來說是最高的獎賞——可以到剛設立的第一個內部供應點領東西的配給券。
供應點設在西蒙諾夫修道院內衛戍部隊的一個倉庫裡。醫生和岳父穿過教堂的和營盤的兩道院子，直接走進沒有門檻就從地面逐漸延伸下去的地下室，上面是石砌的拱頂。展寬了的地下室的盡頭橫著攔了一條長櫃檯，旁邊站著一個神態安詳的保管員，正在不緊不慢地稱發食品，發過的就揮動鉛筆從單于上劃掉，偶爾離開一會兒去庫房取貨。
領東西的人並不多。“拿出你們盛東西的口袋。”保管員很快地看了一眼醫生和教授的單子，就對他們說。他們看著往那幾個用女式小枕頭套和大靠墊罩做的口袋裡裝進去的麵粉、大米、通心粉、白糖，接著又塞進了成塊的豬油、肥皂和火柴，然後每個人又給了一塊用紙包著的什麼東西，到家以後才知道是高加索幹乳酪，當時兩個人驚奇得眼珠子幾乎都要瞪了出來。
女婿和丈人儘快把許多小口袋捆成兩個可以搭在肩上的大包，免得在這裡磨磨蹭蹭，讓保管員討厭，他那種寬容大度的神氣已經讓他們感到很不自在了。
從地下室上來走到露天地裡，兩個人像喝醉了似的，但不是因為可以享受一點口腹之樂，而是意識到他們並非庸碌無為地白白活在世上，回到家裡還能贏得年輕主婦東尼娜的誇獎，能讓她領情。
男人們一天到晚忙著去各有關機關辦理出差的證件和保留現在住的這幾間屋子的契約，這時候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就在家裡挑選應該打點的東西。
在目前登過記屬於格羅梅科一家的這三間房子裡，她心事重重地走來走去，每當要把隨便一件什麼小東西放到應該帶走的那一堆行李以前，都沒完沒了地在手裡掂量來掂量去。
只有一小部分較為值錢的東西放到個人的行李當中，其餘的都準備在路上和到了目的地以後當作交換手段去使用。
從敞開的小氣窗吹進來的春風，帶著點地剛切開的新鮮白麵包的味道。院子裡有雞在叫，還聽得見玩耍的孩子們的說話聲。房間通風的時間越長，從箱子裡拿出來的冬天穿的那些舊衣服就發散出更濃的樟腦丸的氣味。
至於說什麼東西應該帶著走，什麼東西不能帶，可是有一整套的道理。那是先走的一些人研究出來的，在留下來的熟人圈子裡依舊照辦。
這些囑咐都是簡短的、非照此辦理不可的交待，清晰地出現在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的腦子裡，以至於她在想象中似乎隨著院子裡麻雀的叫聲和做遊戲的孩子們的喧嚷都能聽得到，又彷彿是有個神秘的聲音從外面不斷地向她提醒。
“布匹，布匹之類的東西，”想象中的聲音說，“最好裁開，木過路上要檢查，這也危險。最可行的辦法是弄成一塊塊的，做成把毛邊縫起來的樣子。一般來說，可以帶衣服料子或者半成品，成件的衣服也行，頂好是穿得木太舊的上衣。不值錢的、分量重的東西越少越好。因為經常要靠自己拿，別想帶什麼籃子、箱子。這些經過多次挑選出來的為數不多的東西，要捆成女人和孩子都能拿得動的小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