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裡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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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不喜歡蘇格拉底，而只有讀了悲劇，才會覺得他是有道理的。

“存在才是這部藝術喜劇的唯一作者和觀眾，是它替自己準備了這永恆的娛樂。唯有當天才在藝術創作活動中同這世界的原始藝術家融合為一的時候，他才能窺見一點藝術的永恆本質；因為，在這場合，他才像神仙故事所講的魔畫，能夠神奇地翻轉眼睛來看自己。這樣，藝術家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既是詩人兼演員又是觀眾。

“我們只須看看蘇格拉底格言的惡果，他說：‘德即是知，犯罪是由於無知，有德的人定是快樂的人。’悲劇的滅亡就是由於這三個樂觀主義基本公式。”

雅典·民主·公元前387年

我們在雅典停留兩站，因為在前後相繼的兩段時間，它有不同意義的兩種身份。這不是唯一讓我們如此選擇的地方，在這一路上，羅馬、倫敦和巴黎，所有停留兩站的城市，都有兩種不同的榮耀與悲傷。

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在講述悲劇的同時，將悲劇之後開始興起並流行的一種文化稱為與酒神相對的太陽神文化。這是悲劇時代之後的時代主題。尼采並不喜歡這種文化，它清明、睿智，也冷淡、超脫。它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自傲，也有一種掌握知識的樂觀，尼采相信，“這種樂觀成分一旦侵入悲劇中，就勢必逐漸蔓延到醉境的境界，而且必然迫使悲劇自趨滅亡。”

這種文化在公元前4世紀主導了雅典，達到頂峰。它建立在辯證的藝術上，透過辯證，瞭解到自己知識的侷限。它的信條正如古時候德爾斐神廟上的忠告：瞭解你自己，一切不要過度。這是擁有自知和限制的智慧。它在自知的基礎上崇尚知識，相信知識是萬物良藥，是罪與痛苦的解藥，它也相信透過推理可以洞悉知識。它是預言的智慧，但不是拯救的智慧。它尋求瞭解表象世界的內秉的機理，不再被巨大的沉醉之情推動，而是在定義與劃分中獲得清楚的概念。它是悲劇的終結，知識的開端。

它就是哲學。

【雅典盛衰】

沿著衛城小路從山頂走下來，我們也從雅典的輝煌走下來。在北坡可以見到一大片荒僻的園子，這是雅典的公共會場阿格拉。阿格拉比衛城的命運更為慘淡，在兩千餘年的變遷中，阿格拉的原始樣貌已然不復存在，如今的荒煙蔓草間只能看見零星遺蹟和各種佔領者留下的界標。這與雅典的命運一脈相承。

阿格拉是公共空間，是雅典的政治中心，在雅典歷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阿格拉是雅典公民參與政事的地方，是政體孕育和變革的場所。它在衛城腳下，城市中央有廣場、簷廊和小型神廟。在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阿格拉的主要作用是男性公民聆聽國王的軍事召喚，後來逐漸演變成商人經商、交換來自殖民地貨物的場所。這兩種功能慢慢融合，到了後期，演變為更廣義的公共場所。在特定的日期，可能有政治演講、選舉、宗教遊行、審判在此舉行。幾年前的電影《阿格拉》即以此命名。

如今的阿格拉在1931年被挖掘清空。重見天日的阿格拉已少有幾座建築存留，絕大部分地點只剩下遺址的牆基。柱礎排列整齊，雕塑的頭顱不見蹤影。在僅存的幾座完整建築中，我們能看到時光的痕跡：公元前5世紀獻給灶神赫斐斯托斯的神廟，公元前2世紀充滿商鋪的阿塔羅斯柱廊，拜占庭時期繪有小金頂耶穌像的教堂，涇渭分明。

夕陽的光勾勒殘垣，餘暉猶存，但溫度不再，折斷的柱子突兀地延伸至遠方。

雅典經歷過輝煌的頂峰，但在公元前4世紀之後開始衰落，此時的雅典仍保有地位，但和公元前5世紀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是雅典作為文明中心的最後一段時期，隨著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雅典徹底失去核心地位，直到今天。

同它的興起相似，雅典的衰落也是戰爭與政治交纏的結果。

戰爭原因是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爭霸，以雅典失利告終。伯羅奔尼撒戰爭從公元前431年持續到公元前404年，是希波戰爭之後希臘世界最重大的一場戰爭。交戰雙方是希臘的兩個強大的盟主，因而幾乎所有希臘城邦都捲了進去，可以說是當時的世界之戰。在修昔底德的歷史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開篇，親歷戰爭的修昔底德就寫到：“我看見希臘世界中其餘的國家不是參加了這一邊，就是參加了那一邊。這是希臘人歷史中最大的一次騷動，同時也影響到大部分非希臘人的世界，可以說，影響到幾乎整個人類。”

之所以爆發戰爭，導火索有幾重。雅典對科林斯戰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