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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木板,而是板磚,後臺極硬,來頭極大,還很會來事,張居正在的時候,他是張居正的嫡系,張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時行的親信,誰也動不了他一根指頭。
如果按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分析,李成梁計程車兵應該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隊就是地主集團,那真是平民的沒有,良民的不是。
有這麼大的實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陣,都特別能玩命,特別能戰鬥,跟瘋子似地向前跑,衝擊力極強。
地盤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幹什麼幹什麼,無法無天,對於這種人,今天我們有個通俗的稱呼——軍閥。
對於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沒辦法,那地方兵荒馬亂,只有李成梁鎮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幹掉,誰幫你幹活?
所以自嘉靖以後,朝廷對這類人都非常客氣,特別是遼東,雖然萬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兒子還在。要知道,軍閥的兒子,那還是軍閥。
而作為新一代的軍閥武將,李如松更是個難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將是一個很尷尬的角色,建國之初待遇極高,開國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將(李善長是因軍功受封的)。並形成了一個慣例:如非武將、無軍功,無論多大官,做了多少貢獻,都絕對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張居正雖位極人臣,幹到太師,連皇帝都被他捏著玩,卻什麼爵位都沒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為他平定了寧王叛亂,曾立下軍功。
但這只是個特例,事實上,自宣德以來,武將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這倒也不難理解,國家不打仗,丘八們自然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武將逐漸成為粗人的代名詞,加上明代的體制是以文制武,高階武官往往都是文科進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為人所鄙視。
被人鄙視久了,就會自己鄙視自己。許多武將為提高社會地位,紛紛努力學習文化,有事沒事弄本書夾著走,以顯示自己的“儒將”風度。
但這幫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話,說這些人是“舉筆如扛鼎”,雖說損人,卻也是事實。
所以折騰來折騰去,書沒讀幾本,本事卻丟光了,為了顯示風度,軍事訓練、實戰演習都沒人搞了——怕人家說粗俗,武將的軍事指揮能力開始大幅滑坡,戰鬥力也遠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學家馮夢龍(三言的作者)就曾編過這麼個段子,說有一位武將,上陣打仗,眼看就要被人擊敗,突然間天降神兵,打垮了敵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頭,問神仙的來歷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這個稱呼)。
武將再叩首,說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讓垛子神來救我。
垛子神卻告訴他:你不用謝我,我只是來報恩的。
武將大驚:我何曾有恩於尊神?
垛子神答道:當然有恩,平日我在訓練場,你從來沒有射中過我一箭(從不曾一箭傷我)。
真是暈死。
就是這麼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職業前景也不光明,乾的人自然越來越少。像班超那樣投筆從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絕跡了,具體說來,此後只有兩種人幹這行。
第一種是當兵的,明代當兵的,無非是為混口飯吃,平時給長官種田,戰時為國家打仗,每月領點死工資,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崙說,不想當將軍計程車兵不是好士兵,明朝計程車兵不想當將軍,但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混個百戶、千戶還是要的——至少到時可以大喊一聲:兄弟們上!
為了實現從衝鋒到叫別人衝鋒的轉變,許多小兵都十分努力,開始了士兵突擊,苦練殺敵保命本領。一般說來,這種出身的武將都比較厲害,有上進心和戰鬥力,李成梁本人也是這麼混出來的。
第二種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從爺爺輩起,就幹這行。一家人吃飯的時候,經常討論的也是上次你殺多少,這次我幹掉幾個之類的話題,家教就是拳頭棍棒,傳統就是不喜讀書,從小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幹不了,基本屬於廢品。嘉靖年間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籤合同送錢的仇鉞大將軍,就是這類人的光榮代表。
總體看來,第一類人比第二類人要強,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風順來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極其貼切的,由於他爹年年殺人,年年提幹,他還沒到三十歲時,就被授予都指揮同知的職務,這是一個從二品的高階官職,實在是有點聳人聽聞。想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