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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我又與身為中國文學專家的眾多前輩以及朋友見上了面。未謀面的諸位先生出於惶恐還未拜訪。儘管文獻、學者如此眾多，可是不知為什麼，中國文學對於日本人整體而言卻是極其疏遠的。
其緣由倒也是明顯的。
日本古代採取“中國文化一邊倒”的態勢，而明治以來，轉為“西歐文化一邊倒”，從而將以往用在“中國一邊倒”上的力氣傾注到了西歐上面。
不過對於業已搬來的中國文化，並未全盤撲滅，不僅在漢學者和東洋史學領域那裡繼續保留，而且還將其留在了忠君愛國教育及詔書之中。因此，古老的中國文化，只有其表面部分還與日本人的生活保持著某種關聯。
明治以後，日本採取“西歐一邊倒”，一方面進行文明開化、富國強兵；與此同時，現在的中國成了他們蔑視的物件，沒有了瞭解的必要，這樣一來，中國現今的一切就與日本的大眾隔絕了。對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新文學，除了“浪人”所介紹的魔都、鴉片之類的獵奇事物以外，便別無所知了。
對西歐文化的傾倒，其結果是，從十一年前的偷襲珍珠港之後，日本又被列強給一腳踢了出來。然而，現如今，說來也怪，就像從前我國那些寧可割掉自身某個部位，遭到旁人唾棄，也要去當個宦官的人一樣，被踢出來的日本依然毫不死心地哭著喊著想要再度追隨列強，從而置大眾於魯迅所說的“想當奴隸而不得”的境地。
在這種現狀下，中日難以實現友好。而且，以這種接受姿態，我一個“彼國之人”，擔任講師，講授中國的民族文學，此事實屬不易。
昔日布朗登氏作為外籍講師，像是留下了極多業績，而對中國文學的接受態勢一開始似乎就與西歐文學迥異。不過，我暗中瞭解了前任冰心女士的講課情況，聽說其介紹新中國，頗為公正客觀，又很熱心，說是這回要離開日本，於是輪到了我頭上。這就是前面所說事情之緣由。
在日本的此等環境中，向日本大眾傳授表現中國人民被壓迫的苦難、三十八年革命的艱辛以及此次終於站立起來的偉大力量的文學——在我看來，需要更大的人物方可。
以前，也曾有過請魯迅來日本講學的念頭，只是一來魯迅自身可能也不便前來，再者日本方面時機亦不十分成熟。就此次之事，要報答抬舉我上大學講臺的諸位之厚意，我期待著能按照中國人民的意願，派送最好的講學者過來。然而，當今的日本領導層，不願看到日本民眾與中國人民修好，不希望他們瞭解中國革命的歷史、人民的生活及其文化，不希望中日互助合作。若他們執意捂起眼睛不瞧中國，那麼我的這一理想還遠不能實現，我也只有和願意認真研究中國的學生一道，排除種種障礙而前行。
回頭看一下日本的報紙和雜誌，分配給中國文學的篇幅也是少得可憐，在大報上評論中國文學的也很少見。然而，我知道這樣一個事實，即前面提到過的各種翻譯作品，雖沒有廣告和宣傳，也非常暢銷。這是我們在中國曾經經歷過的情況，在半殖民地狀態下，好的出版物自己就會傳播開來。
日本必須重新起步，才能迴歸亞洲。我也產生了與學生一道忍耐前行的念頭。
二
我時刻都與疾病為伴。因而小則影響到與朋友交遊、旅行，大則導致一時無法回國。不過，時隔多年再次來到日本，雖說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讓我備感親切的東西還是相當不少的。
就連如今已成為市區的武藏野，也還留有兩三棵光葉櫸樹。那是從前的雜木林。在武藏野的北部有一片黝黑的土地，地裡曬著成排的蘿蔔，稍微走遠些，會看到農家的屋簷上掛著柿子幹。這些景緻雖然不起眼，可是對於以前在日本居住過的人來說卻十分親切。
從前叫做麴町、現在成為首相官邸的那一帶，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就是過去的中國公使館，不用說，現如今昔日的景觀已經蕩然無存。
在那座中國公使館發生過一件滑稽透頂的事兒。那是在民國元年之前一年，十月革命意指辛亥革命。因其發生於1911年10月，故而作者稱其為“十月革命”。——譯註的訊息一傳到留學生當中，欣喜若狂的學生們就都湧向那裡。公使降下大清帝國的旗子，器物被毀，大大的枝形吊燈被打落下來。公使館內屬於治外法權，故而公使沒有叫日本警察來。當時的公使和學生都相當了得，身在本鄉地名，位於東京都文京區，區域內有東京大學。——譯註的學生中有因拿不出5分錢的電車費而走到麴町者。
其次難忘的是“二十一條”。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