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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父親
文/陶棣土
常言說,人的價值蓋棺定論,可是也不乏歷經若干年之後又由歷史做出新裁決的情形。今年是父親陶晶孫去世第四十三個年頭,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從日本的侵略下獲得解放的第五十個年頭。恰逢此時,在日本,父親的文集《給日本的遺書》即將第三次再版發行;在北京,今年五月《陶晶孫選集》得以出版,真可謂雙喜臨門。
父親幼年漂洋過海移居日本。在開始懂事的少年期趕上了辛亥革命;在多愁善感的青年時代投身於創造社等文學革命運動;在壯年期則遇上日本侵華戰爭,自己的才華無處施展;到了人生成熟期,正欲再次投入真正的文學創作時,卻病倒於日本。
學醫學的父親回國後,發揮他的社會醫學專長,開始了改善家鄉無錫農村的衛生狀況的活動。這是他畢生從事的預防醫學、寄生蟲研究等眾多事業的開端,其精神為他在東南醫學院的醫學教育活動所承繼,之後又貫穿於他在臺灣的整個生活,並留下了寶貴的業績和資料。
青年期的父親在初期的創造社寫下了一些浪漫主義風格的作品,但是隨著日本的入侵和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左翼文學的傾向增強,在左聯時期,他開始以無產階級作家而為人所知。然而,不久上海被日軍佔領,在摯友們紛紛去了重慶、延安之後,他卻由於接到特殊任務而繼續留在了上海。當眾多愛國人士為了抗日陸續轉到內地之時,自言時刻與疾病為伴的體弱多病的父親,原本為熱血之士的父親,卻要在日本當局所管轄的研究所繼續從事醫學研究。雖說是自己的本職,想來也絕不會很愉快吧。這期間,創作無法進行,韜光養晦,只留下了一些充滿挖苦和諷刺的隨筆,其活動轉入了地下。然而,就是在這一時期,他還堅持進行了許多農村社會醫學研究,並有論文發表。
可想而知,每一次見聞到處頻發的日軍的殘暴行徑時,為了控制自己激憤的情緒,父親該有多麼痛苦。一想到他的那種心情,我就感到心如刀絞,這一時期,對父親來說,正是最痛苦、最苦惱,充滿了痛楚的時期。
關於父親晶孫,已經有很多的文獻介紹,關於他青年時期的文學創作活動和晚年的幾部作品的評論居多。他在日軍佔領時期沒有引人注目的創作。
聽說,在日軍佔領時期,東南醫學院被一分為二,其中的一半轉移到了重慶。父親與那裡的東南醫學院的人經常有秘密來往,有人在轉移去延安之前也來秘密道別。在日本投降的時候,父親成為了接收日本陸軍醫院的委員,對接收的一部分醫療器械,他沒有交給徹底腐敗的國民黨,而是秘密地送給了新四軍。
之後父親就移居到了臺北。就是說日本戰敗後,在與從重慶返回到上海東南醫學院的郭院長一起接收了南京的日本陸軍醫院後,他便到臺灣大學去赴任了。然而,不幸在繼續。由於國民黨大肆屠殺臺灣同胞的二·二八事件所引發的恐怖政治,使得年輕有為的青年被大批殺害。在這場腥風血雨中,父親在指導學生的同時,還默默地掩護著那些青年,幫他們逃往國外。在臺灣,父親除了寫醫學論文以外,徹底罷筆,完全按照自己的信念來貫徹做人的義務。事後的評論家不在少數,而父親日後卻對此隻字不提。
大概就像父親愛讀的《西哈諾·德·貝瑞拉克》又被譯為《大鼻子情聖》。——譯註
中的臺詞所說的,“當我留在下面佇立在黑暗之中時,別的奴隸爬到上面,贏得了光榮的接吻”,“我的整個一生都是這樣的”,而且肯定還會再加上一句:“這樣做值得!”
父親去世後,在中國國內,解放後剛穩定下來沒多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那股狂潮中,重要的歷史資料遺失、散落,遭到破壞,同時也失去了一些判斷事物的基本標準。父親唯一的聯絡人潘漢年同志,也因冤罪被捕,在獄中憤然死去,三十年之後才終得平反。還有父親的好戰友、著名作家夏衍同志,也被監禁在牢獄之中長達八年之久,後來得到平反。記得我們弟兄去北京拜訪他時,他撫弄著由於拷問而癱瘓的雙腿,靜靜地講述了父親的故事。前不久,夏衍同志走完了他功勞卓著的一生。在北京出版的《陶晶孫選集》,裝點其開頭的就是夏衍同志的序文。衷心為夏衍同志祈禱冥福。
回想起來,父親雖然謹小慎微,但卻一貫朝著明確的目標,懷著高度的熱情;除了醫學之外,他對文學、音樂等也都是全心投入。但是由於體弱多病、文弱的性格因素以及受到社會變動等種種特殊條件的制約,儘管他才華橫溢,卻無法盡情揮灑,最後沒能戰勝病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