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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陶晶孫其實是30年代中國文學界“第二個關露”。夏公當年因工作關係，曾聽潘漢年當面說過此事，正是這一重要史實的知情者。
夏公為陶晶孫所作的歷史證明，得到了有關方面認可。《魯迅全集》正式改變了對陶晶孫的不公正提法。陶晶孫為中國抗戰與世界和平長期獻身於秘密戰線的動人事蹟，遂公開浮出水面。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大潮偏興，文化界歷史人物不再引人矚目。至今在中國，知曉陶晶孫及其作品的人依然寥寥。如此冷落寂寞的狀況，令日本文學界人士也感覺驚異。
陶瀛孫老師是我早年在上海中學的班主任。陶老師於2003年病故前，多次對我詳述其兄的傳奇經歷，並遺贈相關史料，叮囑我寫一寫這位被冤屈與被遺忘的海外赤子。
二。郭沫若的連襟，現代派小說的開山人
陶晶孫九歲那年（1906年），便隨父親——同盟會無錫會員陶廷枋先生東渡日本，成為年齡最小的中國留學生。他因自幼接受日本教育，不僅語言習慣、生活情趣，就連思維模式也變成日本式的了。許多日本朋友都以為他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陶晶孫在日本帝國大學醫學系求學時，結識了中國留學生中的“新羅曼主義”才子郭沫若。他和郭沫若都有文學創作愛好。郭善用中文創作，而他長於日文創作。於是，他們倆在文字與風格等方面互相請教，成為切磋琢磨的文學諍友，與情同手足的人生密友。 。 想看書來
奇人與奇書（2）
1921年，由郭沫若倡議，經郁達夫、陶晶孫、成仿吾、張資平、何畏等留日學生響應，在日本共同創辦了著名的新文學社團——創造社，約定以中文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推動“五四運動”以後興起的社會改造大業。具有虎虎生氣的創造社名，便由陶晶孫與郭沫若共同擬定。而《創造季刊》為了刊載陶晶孫為郭沫若新詩《湘累》譜寫的歌曲五線譜，一舉打破中文讀物豎排的舊習，開創中國文學刊物鉛印橫排本之先河，也成為中國文壇一段膾炙人口的佳話。
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創造社曾經有過一個浪漫、青綠的前身，那便是陶晶孫創辦的《Green（綠）》雜誌社。《Green》在陶晶孫手裡，原為打字油印的大學生文學雜誌，曾以同人刊物形式，嘗試進行“美麗得很”的新文學“建塔事業”。《Green》雖然發行量不大，卻以漢、日雙語刊載各種文學作品。郭沫若、郁達夫、何畏等留日學生，都是它的忠實作者。
《Green》後來“鳳凰涅槃”，轉生為《創造季刊》，則是郭沫若在陶晶孫大力支援下，對這一共同事業的提升。
陶晶孫的成名作《木樨》，一篇以微妙的性心理分析法，描寫少年男生與女教師相愛的畸戀小說，便以優美的日文，先刊於《Green》，後又經郭沫若建議，由陶轉譯為中文，再刊於《創造季刊》。
《木樨》用靈動而細膩的現代派手法，描寫了充滿綺唸的初中男生深陷畸戀之時，曖昧閃爍的精神直覺與難以言傳的心底情愫。陶氏這種注重表達精神直覺感受的創作方法，不僅在當時的中國前所未有，“甚至早於日本新感覺派的形成”（《木樨》比橫光利一的《太陽》早刊一年）。小說中新穎奇特的比喻，如說小男生因恐懼而頭部失血，覺得自己空得就像天空一片飄蕩的雲等等，至今仍是評論界圈點的佳句。
在創造社從事新文學創作時期，郭沫若與陶晶孫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已與佐藤富子（安娜）結合的郭沫若，為了能與陶晶孫經常交流、唱和，特別邀請陶晶孫也遷入箱崎海岸的抱洋閣同住。抱洋閣是一家經營不利、停業已久的豪華酒店，靠出租房屋維持開銷。那時，陶晶孫與郭沫若一家一起居住在抱洋閣二樓金碧輝煌的和式宴會廳，一起過著清貧而歡愉的生活，一起以打掃全樓的衛生代替房租。
正是在這“背靠松原面對海”的抱洋閣，生性敏感內向、長期徘徊於實際愛情之外的陶晶孫，巧遇前來探望胞姐安娜的純情少女佐藤操，彼此一見鍾情而墜入情網。陶晶孫遂與佐藤操在憑風臨海的藍色博多灣，宣誓締結生死情盟。陶晶孫仿效郭沫若，也給自己的東洋戀人取了個西洋化的愛稱“彌麗”（Milly）。
陶晶孫與彌麗於1924年喜結良緣。每當郭沫若與郭安娜、陶晶孫與陶彌麗——兩對風度翩翩的異國愛侶攜手行走在博多灣風景綺麗的大街上，去參加當地“新感覺派”與“新浪漫主義”文學聚會時，總有過路的日本男女青年投來豔羨與讚美的目光。
彌麗十分敬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