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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幹部要有為國家徹底犧牲的精神，犧牲生命、犧牲名譽；就像古詩裡的梅花一樣，“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陶晶孫這段寫“花”的文字，也許是對潘漢年作出的某種呼應吧。
據現已公開的歷史資料顯露，陶晶孫與“20世紀最偉大的國際間諜”佐爾格的首席搭檔尾崎秀實——出身於日本貴族家庭的日共秘密黨員——應有密切合作關係。
受到希特勒信任的德國“納粹黨員”佐爾格，其實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網負責人；其祖父擔任過馬克思的秘書。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佐爾格在上海領導遠東情報網時，曾把《朝日新聞》駐滬記者尾崎秀實發展為核心成員。那份被斯大林忽視的、德國將於1941年6月下旬進攻蘇聯的珍貴情報，即由尾崎秀實偵獲。陶晶孫早年在日本，與尾崎秀實便是關係極其親密的莫逆之交。陶晶孫在上海主持《大眾文藝》時，尾崎秀實曾多次撰稿。尾崎秀實邀請陶晶孫合譯的中國第一本左翼話劇集《蜂起》（日譯本），由陶晶孫親自作序。而陶晶孫在上海因參與左翼話劇演出，被國民黨軍警追捕時，曾逃往尾崎秀實家中避難三日。尾崎秀實還曾在上海，將佐爾格的重要助手、日籍左翼記者山上正義介紹給陶晶孫為友……
尾崎秀實於1941年10月，在日本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他利用好友、在位的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偵獲了日軍即將南下亞洲，並對美國開戰的絕密部署。然而，尾崎秀實卻也因此導致自己與佐爾格一起被送上絞架。當尾崎秀實被日本法西斯判處死刑的訊息在中國傳開，中日反戰人士一致出面大力營救時，陶晶孫卻出奇地保持了緘默，並從此不再提起這位摯友的名字。也許正是特殊奉獻者之間的特殊友誼，使他“此處無聲勝有聲”。
對陶晶孫鮮為人知的秘密工作內情，夏衍曾對陶瀛孫作如許透露：抗日戰爭爆發後，陶晶孫和他的夫人彌麗留在上海。1937年12月，夏衍和潘漢年同志同船離滬南下香港。潘漢年曾告訴夏衍，他的人都作了安排，陶晶孫留下來，因為他長期留學日本，與日本文藝界有廣泛的交往，讓他隱蔽下來，做些工作。由於這是黨的秘密，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有人隨便說陶晶孫是“漢奸”，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事實上，他和左翼女詩人關露一樣，他的行動是受潘漢年領導的。
五。舉家逃離臺灣飛赴日本
史料還證明，抗戰勝利後，陶晶孫曾立即協助潘漢年，把日本醫院的貴重物資秘密轉運到蘇北新四軍軍部。
1946年，陶晶孫經潘漢年批准，加入國民黨接管大隊，渡海前往寶島臺灣，參與接管日軍留在臺灣的重要戰略物資，此後留在臺灣生活。（陶瀛孫語）
據陶瀛孫介紹，陶晶孫與潘漢年的已知工作聯絡，可靠材料即如上述；曾有小報根據想象演繹成大段離奇故事，則純屬虛構。現存史料尚無法揭示陶晶孫在臺灣的具體工作狀況。
據陶晶孫的家人回憶，陶晶孫抵達臺北後，便由友人、國民黨政府衛生部長羅宗洛親自保薦，參加了接管臺灣大學等工作，並出任臺大醫學院教授與熱帶病研究所長。
轉眼就到了1950年初。
正當陶晶孫在臺灣大學等處忙忙碌碌之時，中共臺灣地下省委書記蔡孝幹被捕後叛變，供出了中共情報網打入國民黨上層、高居國防部參謀次長要職的吳石（後被槍斃），和以臺灣大學醫學院助教為掩護身份的中共臺北地下市委書記郭秀琮（後叛變），以及中共華東局駐臺女機要聯絡員朱楓等潛伏幹部（朱楓壯烈犧牲於臺北街頭，現已由國家安全部公開追認為烈士）……這一系列惡性事件，導致臺島發生了針對左翼人士的持續性大捕殺。
奇人與奇書（5）
警車日夜呼嘯、血案不斷之際，一位訊息靈通的遠親緊急通知陶晶孫，他的小兒子陶易王因為參加反獨裁的左翼學生運動，也已被列入逮捕名單。陶晶孫早已嚴厲警告小兒子：“絕不能圖一時痛快暴露自己，你一旦被捕，對革命不利！”（陶易王語）倘若陶易王此時被捕，暴露的就絕不是他一人。
陶晶孫感覺危險正在逼近，遂立即以赴日本參加學術會議為名，向當局申請隻身離開臺灣。事實上，他走關係購得五張往返機票，而後迅速帶著彌麗和三個兒子，舉家飛離臺北。
據陶易王回憶：“逃離臺灣，一切準備工作都是秘密進行的，為了製造假象，家中一切照常，就像是隻有父親一人出門似的。來機場送行的人看到我們全家上了飛機，都很吃驚。父親在起飛之前，一直擔心會被扣押。”
六。
